他对“变”是有深刻认识的。早年写作《变法通议》，专门就“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过论述。这里所谓“变”针对的固然是“法”，但他将“变”上升到自然的、社会的规律来认识：“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他在这里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变是自然运动、社会发展的公理，公理一般说来没有讨论的余地，只能遵循；第二，人道如何利用这个公理？他认为需要学习，需要斟酌，这样则日趋于善。梁启超善变，其思想基础就在这里。
为了说服民国和社会舆论，赞成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他还以加富尔鼓动意大利加入英法联盟，对俄宣战，介入克里米亚战争为例，说明参加欧战可能给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至于吉田松阴，梁也极有好感，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就曾取名吉田晋，大女儿梁思顺亦取名吉田静子。
梁启超这里所说，正是梁启超自身的写照。实际上，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梁任公的善变一直为人所诟病，当然，也一直有人为他的善变而辩护。其实，就他的善变来说，不在有没有，而在为何变与如何变。他有一句名言：“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这或许是理解梁启超所谓“善变”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他的“善变”，既非有人所诟病于他的“反复无常”，亦非有人所讥诮于他的“心无定见”，恰如郑振铎所言：“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梁启超一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找到一条能使中国自立自强的道路。这不是一条坦途，不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时有误入迷途和歧途的可能。梁启超的“善变”恰恰就在于，他一旦意识到走错了路，就会幡然醒悟，甚至不惜执行自我批判。
进步党时期的梁启超梁启超的一生，变化很多，最初，他“日治帖括，虽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帖括是什么？就是八股，科举的敲门砖。而慊的意思就是憾、恨，讨厌。这是十二岁前的情形。后来他到广州读书，“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段为段玉裁，王为王念孙、王引之，都是治训诂、考据之学的大家。不久，他遇到了康有为，境界又有所不同了。“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这种变化还属于眼界扩大之后，自然而然发生的变化，是为学日进的意思。
诚然，通常所说梁启超的善变，主要还是指他在思想观念和政治选择上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在他一生中至少发生了三次，两次表现为思想上的变化，一次表现为政治选择的变化。
即使有老师的严厉谴责和同学们的责备，梁启超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期间，他与康有为多次通信，申诉自己对革命、自由、民权的看法。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勤王起义，他还寄希望于能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合作，共举义旗。在檀香山，他有过借机赴美的打算，但由于疫情的原因，檀香山与美国本土之间不能通航，而国内自立军起义也到了关键时刻，于是，他被康有为召唤回国，加入到起义的行列。
长者即康有为。据说，因梁启超等人主张革命排满，康有为因气生病。为了安抚老师，梁启超在公开场合则避免“言革”，而私下里“犹不能不主此义也”然而，数月之后，从美洲归来，梁启超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以及“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则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实际上，他在美国之行的中途，其主张就发生了动摇。他在致蒋观云先生书中愤而言之：“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又说：“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其原因就在于章太炎与邹容在上海蒙难背后的乱象对他的刺激，而表达则纯属梁氏风格。至于更加理性的思考则来自他对美国政俗及旧金山华人群体现状的考察和认识。
中国能否走美国之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呢？在考察旧金山华人群体之后，他所得出的结论是相当悲观的。因为他从旧金山华人身上看到了诸多的缺点，因而他认定了今后的任务，是开民智。《新民说》自1902年写到1904年，其中前后论点的变化恰好印证了梁启超思想观念变化的轨迹。
《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右一为长女思顺，右二为思永，左一为思成。
1920年初，梁启超欧游归来，思想再次发生巨变。这一时期他的观感和思考，都写入《欧游心影录》这本书中。
梁启超与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合影，前排中间人为梁启超梁启超继而思考变化背后的社会思潮，“思潮不健全，国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敝”他首先注意到欧美流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且指出：“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他认为，社会上的两极分化，贫富阶级对立，就是提倡自由竞争的结果。他进而指出：“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引起梁启超思想震撼的另一方面，是科学万能的盛行所造成的人类精神生活的贫困化。科学固然是好东西，近代以来社会的一切进步无不与科学有关。而一旦科学成为君临一切的主宰，一切都归于“自然规律”、“必然法则”，鼓吹一种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结果是将人的精神寄托完全取消。他极为沉痛地言道：“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诸君又须知，我们若是终久立在这种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上头，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同是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总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喫。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新民说》封面，书名为梁启超自书梁启超在思想上的两次巨变，如上所言，此外，他在政治上，对于国体、政体的选择，也有过相应的变化和调整。
武昌事变发生时，梁启超还在日本。此时的他，应该已经看清了时势变化的潮流。不过，梁启超还不想就此放弃坚持多年的君主立宪，这期间，他曾潜回大连，游旅顺和奉天，就是希望再做最后的努力，奋起一搏。
君主立宪无望，梁启超遂选择接受民国这个现实。也适应了这个时代的变化。
康有为曾批评梁启超的善变，指责他的“流质”，而梁启超亦坦言：“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这正是梁启超常变常新的原因之一。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变动、转型的时代，梁启超只是想努力适应，与时俱进，跟上这种变化而已。郑振铎很欣赏梁启超的“善变”，他说：“梁氏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始终跟随了时代而走的。”《新民丛报》创刊号封面相关阅读梁启超的最后时日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牛顿临死的时候说:“他所得的智识，不过像小孩子在海边拾几个蚌壳一般。海上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还没有看到万分之一。”这话真是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