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挑战1937年11月29日，王明在出国6年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和王明第一次相见。
有的著述说，毛泽东对王明的归来充满疑惑，十分警戒。这可能是根据后来情况的一种推测，但显然不符合事实。
当王明和同行的康生、陈云等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冒着纷飞的大雪，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前往机场迎接，并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中央三位领导同志驾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这不是喜从天降吗？……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据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在讲上述话时还非常形象地把帽子一次次抛向空中，显得很兴奋。当时在场的张国焘也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彼此握手拥抱”，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当晚，毛泽东请王明、康生、陈云吃饭。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又在陕北公学大院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身历其境的王明的警卫员回忆说：欢迎会上“毛泽东很高兴”，讲话“讲得很热烈、很兴奋”如此高的欢迎规格，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其场面之热烈、态度之友善，足见毛泽东对王明归来的重视，也显示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与王明等热忱合作的意愿。
但王明回来的作为，很快给二人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王明这时的感觉特别好，他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而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身份与出国时大不相同；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非常重视与苏联的关系，也非常重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因此对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也比较看重。抚今忆昔，王明十分兴奋，他的《不胜今昔之感》诗充分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国际连番命启程，日船悄悄四人行；六年中外风云变，蒋请苏机万众迎”他踌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
王明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当时，苏联正面临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与德国结盟的日本从东面向它进攻，为避免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苏联希望中国牵制和消耗日本，使之无法北进。但它认为力量微弱，因此必须依靠，必须保持国共间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领导人据此来指导和要求中国，但又担心曾与经过10年血战的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央”
临行前，王明曾面见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托洛夫，但并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指示。尽管如此，王明还是自觉怀揣“尚方宝剑”，神采飞扬地回国来号令全党。他一回来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其中很多都是针对毛泽东的。
在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危言耸听：“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他批评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提高到的地位，也不能投降；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1937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前排左起：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左起：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
他又批评说：“过去提出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伯。要提出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伯。”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还批评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还是对毛泽东的指责。
他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在统一战线和抗日军事战略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他说：“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战略方针应该“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对于王明的指责，毛泽东是不同意的，但出于对王明的尊重和维护团结的考虑，没有立即进行反驳，而是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与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吸引到，而是要接受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的独立性，便会使低到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和反驳。
但是，由于王明宣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内有很高的威望，一时许多与会者受到蒙骗。在十二月会议上，不少人根据王明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后来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我是孤立的。”在王明回国前，季米托洛夫曾明确告诉他：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备担任中国领袖的条件，共产国际不准备让他出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王明却完全没有理会季米托洛夫的话，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
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他都俨然把自己作为党的中心。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前往武汉与谈判，但他到武汉后随即改变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出任中央长江局书记。1938年8月，王稼祥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却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王稼祥速来武汉先行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要求如王万一不能来时，将共产国际指示迅速电告他。摆出一副有别于其他领导人、高高在上的神态。
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凡此等等，不仅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领导，而且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
毛泽东宽容王明王明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作为中央领导人是不成熟和不称职的，而且对党的事业是十分危险的。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蒋介石正在处心积虑搞垮，要把“根绝净尽"。军事上，蒋介石给八路军、新四军限定战区。八路军以在五台山东北的小块地方为防区；新四军的战区是：第一、二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高淳——丽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以西，纵长100公里、横宽五六十公里；第三支队东起芜湖、选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东西不足百里、南北不到50公里；第四支队在皖中的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也是东西不到100公里、南北仅为五六十公里。蒋介石并严令“在自己的战区从事作战”，企图将武装力量限制在狭小、日军必经之地，假日本人之手摧垮之。
政治上，蒋介石企图溶化，在与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的谈判中，威胁利诱双管齐下。蒋说，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员退出，加入，或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我都欢迎。……我的责任是将合并成一个组织，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革命分子合于。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蒋介石表现出对的极度仇恨和不遗余力顽固的心态。在这样的形势下，王明的右倾主张将会把党带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倘若长此以往，大局将是不堪设想的。
二是，王明的右倾主张和目无组织纪律的行为，在党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出席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这种情况，就势必影响和干扰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影响党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影响党的事业的发展。
王明的言行引起毛泽东的忧虑，也引起其他领导人的担心。因此，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的工作与任务”任弼时于3月底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中国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尤其是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等，并在季米托洛夫等的询问下，介绍了王明回国以后的情况。共产国际在听取汇报后，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国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七八月间，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9月29日，全会召开。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年多来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指示，极为重要：第一，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肯定了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使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批评，他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显然，这是毛泽东对王明右倾错误的不点名的批评。
但是，对王明个人，毛泽东采取了与人为善、宽容和同志式帮助的态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对王明的议论，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得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与此相佐证的是，毛泽东对王明的态度依然如旧。1938年任弼时、王稼祥在面见共产国际领导人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曾对王明有许多批评。虽然现在我们无从知道王稼祥回国后是否将这些告诉了毛泽东。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毛泽东在获知共产国际对自己的肯定后，仍对王明采取了十分友好的态度。当1938年9月王明等返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和朱德等都前往迎接，延安各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而任弼时和周恩来1940年回国后，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托洛夫对王明的批评告诉了毛泽东。任弼时后来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托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毛泽东获知后，并没有改变对王明的态度，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人们似乎有这样一种认识：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去当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六届六中全会并没有追究王明的责任，也没有把他从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中拿开。会后，他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女子大学校长仅只是王明担任的许多职务中的一个并非最重要的职务。
至于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消长江局，是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变化所作出的，并不是单独针对王明个人的。因为，王明留中央工作，是中央从他回到延安后就作出的决定。他的外出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的态度而特邀请他去的，中央曾要求他在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回延安。如1938年3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同意王明再次外出的同时，就曾正式做出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
王明还担任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在中央设各个地方工作委员会是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其基本职责是“研究与注意各中央局及其所属党部的工作，并经常向中央提出意见，经过中央给各中央局以经常的指示和帮助。”会后，中央就设立了西北、华北、华中和南方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张闻天、王稼祥和王明担任。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它干了些什么，但就其机构职责和负责人的构成来看，可见其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职务。
当然，王明更为重要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周恩来常驻国统区，朱德、刘少奇、项英、彭德怀等在抗日根据地，任弼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因此，在延安经常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就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博古、邓发、凯丰等；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和康生、陈云增补为中央书记处成员，由毛泽东、张闻天与他们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这两个决定党的党政军大政方针和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即最重要的机构，王明都参加了，他是参与中央决策的。
在讨论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内地位时，有两件事尤其应引起注意。一是由于任弼时出任中央秘书长。194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原先由任弼时管理的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由王明接替。二是同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7人组成。由此可见，此时王明在党内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毛泽东对他也是非常看重的。
中央的最初动机是为筹备中的七大准备材料，当时预定七大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其中一个重要议程是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该书就是为此做准备。这项工作最初由任弼时负责，拟定于1940年10月完成，由于任弼时很忙，收集、整理工作进行的不顺利。于是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张闻天、邓发等分头收集，限于11月底完成。但因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工作很多，没有精力去收集，中央又决定该项工作由中央秘书处承担，由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
总之，从现有的资料看，很难说毛泽东此时对王明很不满意，甚至对其不信任，没有事实支持这样的结论。
王明又一次向毛泽东挑战在对毛泽东的挑战失败后，王明转而对毛泽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表示尊重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他说，对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报告，“我都同意”；全党必须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王明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他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毛泽东曾多次推动王明认识错误。1940年12月4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并明确指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1941年3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要求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王明置若罔闻。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会议认定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领导犯了路线错误，但一致的意见认为它是从1931年9月即博古临时中央时期开始的。对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进入中央并操纵中央这一段，虽然也有人提出批评，但认识并不一致，也没有作为会议的重点。王明在会上感觉良好，当张闻天、博古等沉重检讨土地革命时期后期所犯错误时，他一面将责任推诿到别人身上，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一面极力肯定自己，坚持“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应该说，王明在会议初期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
会议期间，毛泽东曾与王明约谈，但也没有深究其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仅只是希望他正视抗战初期的错误，并且态度是商量性的，而王明却继续采取了拒不认错的态度。
就在这时，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来电，认为有机可乘，便向毛泽东发起了新的挑战。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防止日本配合德国从北面向苏联进攻，要求八路军对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由于当时正处在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央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因此，我军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可能很大，如不顾一切牺牲地动作，则有使我们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结果对或苏联都是不利的。”10月7日晚，当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到王明住处商量向季米托洛夫复电时，他向毛泽东提出一连串责难。第二天，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又作长篇发言，进一步指责毛泽东。他说：党的抗日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统一战线时期将反帝反封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政权问题和经济政策中“不要大地主大资级，这是缺点”；在反对顽固派的摩擦中“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过火”
他提出：“我们必须与的关系弄得更好些”；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上，可提出“与大同小异(形式上)"，而现在是“小同大异”；中央应向当局“承认是地方，承认国民的领导”；“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