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纪念馆“北洋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那个时代里，清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充斥着整个国家。国土被分割，人民生活日益穷困，不少读书人站出来，意图用自己所学来救国救民。那个时代里，出现了不少伟大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行为都影响了中国近一个世纪历史的走向。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句话是梁启超写下的，对当今青年教育的影响力都很大。
梁启超故居图片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对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向康有为学习变革的主张，以及变法的理论知识。在康有为的赢下下，他开始走上了改革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强调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谈到“逆乎常纬”，梁启超听后认为独辟新路。康有为的教学方法改变了梁启超一贯的学习方法，他不再死读书。他勤奋学习，积极向康有为学习所有的思想学说，并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最骄傲的学生、最得力的助手。
在万木草堂的学习期间，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革救国、还发誓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这是他从书斋向社会跨出的一大步。而且由于他广泛阅读中西书籍，扩大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光绪二十一年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聚集了1000余名举人清，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至此“维新变法”拉开序幕。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可惜的是在清廷保守派的镇压下，戊戌变法仅仅100天就以失败告终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在海外逃亡期间，梁启超很快办了一个《清议报》，继续在《清议报》上宣传自己的思想。
天津梁启超故居光绪二十八年一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开始推行清末新政；光绪三十一年，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统治。
光绪三十三年，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
袁世凯墓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梁启超感到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民国元年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得到袁世凯的赏识。民国二年九月内阁组成，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民国三年一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颁发“二十一条”令，企图修改帝制。梁启超看出了袁世凯的野心，开始与袁世凯保持距离。后来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
梁启超故居民国六年三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院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的大权。梁启超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的头衔。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和助手，但是他们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李国；梁启超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自己也说他的每个选择都不是意气之争，或者是争权夺利，而是他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他的中心思想就只有一个：爱国；他的一贯主张也只有一个：救国。所以，他敢说：“知我罪者，让天下后世评说。”可见，他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一个心里面只有救国救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