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腾冲的国殇墓园，一望无际都是战士们的墓碑。我想这些都是很年轻的人啊！我一个人在那大哭了一场。回来以后，就觉得有了底气。”宗璞孤独的长跑在90岁生日到来前，宗璞终于为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划上了最后的句号。此时，距离她开笔写这部小说，已过去了整整32年。
“人必须说了许多话，然后归于缄默。”在小说最后一卷《北归记》的后记中，宗璞借用父亲冯友兰的一句话，对她所经历与书写的年代、还有伴随她多年的书中人物，作了告别：“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2012年，宗璞离开居住了60年的北大燕南园57号，也即宗璞笔下的“风庐”，冯友兰著述中的“三松堂”，搬到了偏远的昌平郊区。陈列简单雅致的客厅被一排书架一分为二，沙发背后的墙上是父亲在1976年为她所书的那幅诗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在保姆的搀扶下，宗璞走了出来。甫一落座，她便说：“我这只眼睛视力是0.02，另外一只全盲。我已经很知足，还看得见蓝天、绿树。”“《野葫芦引》这部长篇的想法，在50年代就开始酝酿了。那时候刚刚胜利不久，我觉得应该把我们整个抗战写下来。因为抗战实在是太全民总动员了。全民总动员，自发地一腔真心热血地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但是一直也没有写，一方面总觉得写不好，一方面外面总是忙，事情多，或者环境不对。”宗璞说。
从酝酿到动笔，有30年；从动笔到完成，再30年。宗璞缘何对那段历史和这部小说如此地执着？
“1948年前后，整个社会都很动荡，都在变化。一些人要走，一些人要留下来。”《红豆》讲述的是一对大学生恋人在那个大时代所做的不同抉择。隔着60多年的光阴，再次谈及这部小说，让宗璞记忆深刻的是王蒙的一句话：“我读《红豆》，读到的是沧桑。”野葫芦里的世界在第一卷《南渡记》的后记中，宗璞解释，整部小说的名字，当初拟定为《双城鸿雪记》，后因不少朋友不喜欢，又将之改为最初构思时想到的《野葫芦引》。
小说的得名，反映出宗璞对历史的看法。在多个场合，她曾对此有过说明：“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人其实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历史都是‘野葫芦’，没办法弄得太清楚。那为什么是‘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百态。”据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的记录，当时联大师生迁滇路线，主要分为三路：第一路由长沙经粤汉线南下广州，至香港，然后乘船到越南海防，再换乘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二路由湘贵公路经过云岭、柳州进入昆明；第三路则是沿湘黔滇公路徒步进入昆明，那就是包括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在内的著名的“湘黔滇旅行团”，由200多位师生组成，徒步1600多公里。抗战期间，冯友兰从长沙经陆路，家人从北平经水路到云南蒙自会合。
尽管宗璞不同意以对号入座的方法进入阅读，可实际的情形是，人们在阅读整部《野葫芦引》时，很难不去对照那个时代与那些人。《南渡记》中，面对抗战，孟樾在校园慨然讲道：“我辈书生，为先觉者。”与之对照，“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和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夜间巡逻护校。小说中带有宗璞外公任芝铭影子的吕清非，也让人联想起在北平城破前夕，因拒绝进食而死的著名诗人陈三立，清华教授陈寅恪之父。
然而，对于那时9岁的宗璞来说，驱动叙述的内在情感还是清华园乙所旁的溪流与萤火虫，北平城的小吃还有大茶壶，当然还有在蒙自，和哥哥一起去店铺为父亲石印《新理学》书稿时的情形。陈寅恪笔下“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沉痛，化为宗璞小说中的伤感：“两个孩子没有想到，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能回去。那时他们已经长大，美好的童年永远消逝，只能变为记忆藏在心底。飞翔的萤火虫则成为遥远的梦，不复存在了。”1990年，父亲去世，紧接着宗璞自己又生了一场大病，让第二卷《东藏记》的动笔一直延迟到1993年下半年。从1996年开始，宗璞眼疾加重，《东藏记》后半部分的写作遂全凭口授。
宗璞向我回忆当时的写作过程：“我口授，助手来打字。写《东藏记》和《西征记》前面部分的时候，眼睛还可以看一点。有一个阶段我用两台电脑，一个在这边打，一边就传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变成很大的字，我在电脑上就可以看了。后来不行了，大字也看不见了，索性不看了。”她把自己的写作方式称为“滚雪球”，“先写一个大概，然后自己慢慢往上添。我不能看，是凭耳朵才知道自己以前写了什么。只能请人念，念来念去，反复改”
《东藏记》主要写在昆明期间联大教授的生活。他们在警报声中过日子，坚持授课。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联大教授家属不得不做一些副业补贴家用，梅校长夫人便曾做一种起名“定胜糕”的点心。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对宗璞的小说总有会心之感。
对宗璞来说，写作过程最困难的是第三卷《西征记》。据张曼菱的统计，整个抗战期间，联大参军学生人数不止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所刻的832名，而是先后达1100多名，这一数字占到联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1942年，是抗战史上一个极为艰难的年头。继滇越线被切断后，1942年1月，6万日军进攻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由于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和特种兵严重缺乏，盟军大量来华急需翻译，国民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当时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联大学生大量从军正发生于这一背景，宗璞《西征记》所描写的，正是联大学子入缅作战的那段史实。
由于没有从军的实际经验，宗璞所依赖的只有从各方搜集来的材料。好在，宗璞的哥哥冯钟辽曾经从军。1943年，还是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的冯钟辽志愿加入远征军，担任翻译官。为了获得更多的细节材料，宗璞请远在美国的哥哥一遍遍为她讲述当年的事情。为了写好和作战有关的情节，她还向现在军中的朋友请教，并得到热心的帮助。
2008年，80岁的宗璞完成了《西征记》的写作。完成最后一卷《北归记》的计划，变得更为迫切。与前几卷相比，《北归记》的写作，更是她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完成的。杨柳清楚地记得，《北归记》写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宗璞由于脑溢血住进了医院的ICU病房。“我到了医院，她就跟我说，如果她写不了了，写出来的这部分初稿怎么处理，感觉有点交待后事的意思。当时我也很担心，不知道她还能不能继续写，只是安慰她没事儿，别着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宗璞不但挺了过来，而且坚持写完了整部小说。不仅如此，在写完主要讲述联大教授胜利北归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那段历史的《北归记》后，她还写了简短交待小说的主人公们其后命运的《接引葫芦》。在香港中和出版社所出五卷四册的完整版本中，《接引葫芦》附在《北归记》后一起面世。
冯友兰和宗璞父女向历史诉说在宗璞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经常陷入冥思苦想的人。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的几位教授从长沙迁至昆明，途经镇南关时，汽车上的冯友兰因手臂碰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有次提及这段往事时还和宗璞开玩笑：“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在冯友兰的晚年，宗璞不但一手照顾父亲的起居饮食，还是他不可或缺的秘书与管家。1982年9月，宗璞陪同父亲一起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候机的时候，喜爱作诗的父亲吟诗一首，书写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女性：“早年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