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1880年-1936年)，原名绍麟，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参谋长兼二师师长，后策划浙江独立，起兵反袁。1921年赴欧美考察经济，旋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华盛顿会议。北京时期曾署理外交总长，国民时期任外交部长。但每次最长任职时间仅4个月短的只有3个月。
黄郛黄郛，原名绍麟，字膺白，号昭甫，1880年3月8日(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生于浙江绍兴。黄郛7岁时，父亲去世，家境破落，被迫随母迁居杭州。因家贫，只好到慈善团体开办的类似于私塾的同善堂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帮助母亲维持家计，1896年补钱塘县学生。
黄郛天资聪慧，母亲对他要求又格外严格，家道的中落更迫使其发愤读书，故学业优异。而当时日益深重的国难则激发了他的报国之志。黄郛的青年时代正是近代中国最屈辱的年代，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由兴至衰的时期，这些(尤以梁启超的尚武言论)都给年轻的黄郛以影响。1904年，他用黄郛名报考浙江武备学堂，以名列榜首被录取。1905年，黄郛受清的选派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成为同年8000名留日学生的一员。是年8月，倾向革命的黄郛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并负责掌管会员名册。他到处奔走，积极劝导进步青年学生加入这一革命团体。1907年，在发展会员的过程中，先后与他的浙江同乡蒋介石、陈其美相识，三人甚是投缘。次年，他转入日本军事测量学校继续学习，于1910年学成归国，在清军咨府测量部任职。
武昌起义后，黄郛、蒋介石分别从北京和东京赶赴上海助陈其美起义。三人指天为誓结为“盟兄弟”，黄、蒋二人受陈派遣，于10月底前往杭州策划起义，以配合上海起义。11月4日上海起义胜利后，形势严峻:从内部来看，参加起义的队伍成分复杂，各种力量不能团结一致，派系林立，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从外部情况看，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宁、江南提督张勋等人在清廷支持下正在招兵，准备镇压革命。摆在革命党人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统一力量，组成一个指挥机构来应付形势。11月6日，上海各界举行商议大会，黄郛等建议迅速成立都督府，被众人采纳，但在都督人选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就在这时，黄郛拔出站起来力陈推荐陈其美的原因，反对派也拔出枪来，一时剑拔张，众人经过再议，终于接受黄的意见推举陈其美为都督，同时沪军都督府成立，黄被任命为参谋部长。他全力协助陈其美招募军队，迅速编练了沪军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自兼师长，随后陈、黄的军队再立新功，会同其他义军光复苏、浙，并在联军攻克南京时出力甚多。上海起义的胜利和南京的光复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作用极大。
南京临时成立后，黄郛被委以兵站总监。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黄郛所在的沪军都督府并入江苏都督府，他也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部长，负责处理留在津浦铁路沿线的北伐军诸路的遣散工作。他首先主动地解散自己兼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又依次解散其他部队，数月之内将沪宁地区各路军民解散完毕，并辞去本兼各职。黄郛的行动适应了袁世凯的需要，不久又接受了北京令其出国考察的成命，但却因宋教仁血案而未能成行。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而黄兴、陈其美等则主张“法律倒袁”从北京回到上海的黄郛附议于后者，他认为革命党已将政权交给袁世凯，诸领袖相继退出要职，以实力而言，武力解决并无把握;而且认为“共和缔造艰难”，国家不堪再有内战，故主张慎重之说。正当革命党人争论不休时，袁世凯早已准备就绪并率先向革命党人进攻了，革命党人仓促应战，是为“二次革命”在形势的逼迫下，黄郛参加了陈其美在上海组织的反袁斗争，失败后同黄兴等人因受通缉逃往日本。袁世凯的刀枪之举反而坚定了孙中山等革命者“非去袁不可”的决心，黄郛却退下阵来，并极力劝说好友陈其美不要从事反袁活动，之后便急忙离开日本，走“自己的路”去了。
闲居一段时间后，黄郛把他的政治目光转向了中国的南方，很快他就发现了东山再起的机遇，他的“盟弟”蒋介石正在崛起。1926年11月，蒋介石率军进入南昌后，派张群持密信约黄郭南下，黄便义无反顾地投奔蒋介石了。蒋起用黄的意图很明显:黄郛在上海、江浙一带有很多关系，又与冯玉祥为挚交，留学日本且游历欧美，可谓见多识广;在北洋里先后为官，与列强有很广泛的接触，做事周密又能言善辩，可谓助蒋联络关系寻求支持的最佳人选。1927年1月，蒋、黄南昌会面后，黄便开始为蒋效犬马之劳了:入上海密为布置，拉冯玉祥、阎锡山共同。“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其财政基础不牢，上海金融界、企业界对南京态度未定，黄郛便四处奔走，劝上海方面支持蒋介石，投桃报李，7月蒋任命黄为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长.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黄亦同时引退。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台，2月6日就招回黄郭任南京外交部长。
黄郛完全秉承蒋介石亲帝、妥协的外交方针，在处理“南京惨案”和对待“济南惨案”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928年3月30日，黄郛与美国公使马慕瑞签订解决南京事件的协定，这项协定不仅将事件起因诬加在身上，还向美表示“歉意”，愿“赔偿损失”，承认美炮轰南京是“保护美侨生命”，而对中国军民2000多人的伤亡只字不提，所以美方认为黄郛所开的条件甚合美意。这样一个屈辱的协定，国民和黄郛为首的外交部却将之吹嘘为外交上的胜利，接着又与英法等国达成同样的协定。在发动对张作霖的“北伐”途中，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当时黄郛与蒋介石都在城中.黄建议蒋“忍小愤以就大谋”，率部绕道北上，又受蒋指令回到南京，催促将日军强占济南的事件提交国联解决，而任日军屠杀我济南百姓。日军暴行和妥协卖国的外交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黄郛为逃脱责任，不得不引咎辞职，跑到浙江莫干山，过起“精修佛典，修身养性”的生活来，并一再声称不再染指政治.然而他心中并无“佛”，仍在惦念着再度出山。这期间(从辞职到1933年)他与的要员张群等人书.信往来不断。
1932年，蒋介石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正式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专心一志剿共”黄郛多次向蒋介石密陈己见，对蒋之政策表示支持，并于1932年再出江湖，到上海创办“新中国建设学会”，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摇旗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