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要说一句，我绝对没有抹黑传武的意思，我只是用历史资料来破除一些关于传武浮夸的“神话”比如杨露禅曾经是端王的武术教师这一类的“神话”
一直到1860年，咸丰帝把自己五弟奕誴的儿子载漪过继给奕志，端王府才算又有了继承人。然而载漪是1856年生人，过继时才4岁，4岁的孩子会练太极拳吗？
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爵位继承是“降等袭爵”，也就是说此时不是端王，而是端贝勒载漪。载漪一直到1889年才被赐予郡王衔，而杨露禅是1872年去世的。
1872年去世的杨露禅是如何给1889年才重新当上郡王的载漪做“武术教练”的？
还有一个有力证据可以证明杨露禅是绝不可能做载漪的武术教练：载漪在1890年以前根本没有担任任何实际职务，一直到1899年载漪才负责统帅约有1万士兵的虎神营，在此之前，他完全没有经手过军务，更不可能推荐杨露禅去旗营做武术教官。
太极拳说完杨露禅，我们说回今天正题：为什么清末民初武术大师们绝大多数都是河北人？
原因很简单，也很伤人：杨露禅、孙禄堂等河北籍传武大师本质上是清代河北“武举昌盛”大形势下的副产品。
在明代，由于明朝更重视“将门子弟”，而不重视从民间选拔军事人才的武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河北地区其实一点儿也不“尚武”，证据就是根据历史学者统计，明代河北各州县武进士与武举人数量许多都是零或者个位数。
比如在清末民初号称“武术之乡”的沧州地区，在明代接近三百年时间里只出了一位武进士，七位武举人，一点儿也看不出沧州是“武术之乡”
然而到了清代，沧州一下子出了三十名武进士，二百四十八名武举人，不管是武进士人数还是武举人人数都远远超过明代，是名副其实的“武举之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清代相比明代更重视武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代河北属于直隶地区，清代在直隶部署了重军，仅以绿营为例，除了直属总督与提督的8000绿营士兵外，另外还有七镇五十九营，驻军数量远超清代其他各省。有大量军官缺额。
而清代武举考试中，河北地区考生与顺天府考生一同在京师参加武乡试，而京师考取录取名额也最多，所以这两条有利条件相加，使得在清武举成为了直隶地区中小地主“入仕”捷径。
这一点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井陉表现的特别明显，井陉紧挨着山西，但是《井陉县志》就说在清代山西尚武风气远不如井陉，其实不是尚武风气不如，而是山西武乡试是在太原举行，录取名额相比京师要少很多，山西想要考中武举竞争比河北地区要激烈得多，这才是清代河北地区“武举昌盛”真正原因。
那有人会问，就算河北“尚武之风“是“尚武举之风”，那也不能说明杨露禅、孙禄堂等传武大师是“最外围”啊？就不允许武举和练武是两条路？
这么质疑的朋友，在我看来是完全不懂封建王朝“功名”对于平民百姓的重要性。
为什么封建王朝“功名”重要呢？
我们以清代为例，根据清史学者统计，除了官宦家庭以外，在清代一般中小地主在赋役上的特权在减少，而清代“人身依附关系”相比明代是进一步减弱了，也就是说中小地主传统的超经济强制剥削能力也受到了削弱，他们维持财产地位的能力相比明代有了显著下降。
根据清代人自述，在清朝雍正朝以前，“百年田地转三家”，而到了乾隆朝田产已经是“十年之内，已易数主”
所以，在清代，想要保证家族财产传递，最好的办法不是经商或者种地，而是获得“功名”，成了官员队伍一员，这样就可以庇护家族，让家族在赋役上享受特权。
而没有获得“功名”，想保全家族财产就太难了，陈宝良先生在《明代社会生活史》里就说过，在明代，不管家族多么有钱，只要三代没有出一个举人，那么这个家族就会很快衰败下去。
清代武举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考试是“拉力弓”，从八力弓、十力弓再到十二力弓，道光朝开始尤其重视这一项考试，甚至如果有考生在这一项考试中成绩惊人，那么其他项目考砸了，也很有可能通过考试。
但武科举不一样，因为有明确的考试科目，以“拉力弓”为例，真有天生臂力惊人的，拉十二力弓毫不费力，那么这个人100%至少可以考中武举人。
正如范进中举后，立刻就有许多人为了免税把土地寄名在范进名下一样，武举人同样可以，清代有不少关于武进士或者武举人吞没寄名田地结果打官司的事情。当然，把田产寄名在举人名下，也是要缴租的，但是比起朝廷的赋税，那是要宽松太多了。
所以，即使从“挣钱”出发，考武举得功名也比当镖师、教拳好得多得多。换句话说，如果为了谋生，为了扬名，那么教拳、做镖师肯定是不如考武举的。
当然，考中武举好处还有很多，以光绪时期武状元张三甲为例，他考中武状元被授予一等侍卫的职务，这是正三品武官职，略等于今天的少将，按照清代平民见官员的礼节，假如没有功名的孙禄堂与张三甲相遇，孙禄堂老先生就得行跪拜礼。
那么，为什么除了能考中武举的人以外，河北还有那么多人习武呢？
这就要从清代河北地区经济变化说起了。
这一变化就是清代中叶河北地区人口相比明朝增加了5倍，而可耕地面积只增加了50%，这就造成河北地区人均可耕地很少，整个清代河北地区人均可耕地面积三四亩。
而另一个变化则是因为清朝是满人入主中原，使得长城内外的经贸往来增加，比如河北张家口地区就成了著名物资集散地，又由于河北北部土地贫瘠，南部地区广泛种植经济作物，以及京师和天津等城市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加，在河北地区所产粮食满足不了需求时，京师等大城市必然会选择从山东、河南、江南等产粮区通过水路运输粮食，这也就造成直隶地区商业的繁荣以及可以容纳大量非农业人口。
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使得务农不足以维持生计，而商业的发达又使得城市能容纳大量非农业人口，那么具体到河北农村，种植两三亩土地的收益远远不如进城务工的。
而进城是需要一技之长的，河北学什么最容易，最方便呢？
学武。
河北“武举之风昌盛”，也就意味着大量习武人群存在，除了第一等考上武举外，剩下的则是做镖师、做教练，晚清河北农村存在大量“把式房”，所谓“把式房”就是最低级的武馆，有些“把式房”教学条件甚至低到把教练干农活就可以的地步。
以孙禄堂为例，他家贫，也没有门路读书，身体条件也不好，没人投资他，那么他要想改变自己命运，只能寄希望于务农之余习武，事实也证明孙禄堂确实通过习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虽然这个过程相比中武举过于漫长，但是他毕竟改变了自己命运，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