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至1949年初，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结束，人民解放军继而包围了平津一带。那里据守有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领的部队。
按照当时敌我的态势和力量对比，我军完全有把握把天津、北平一带的敌军逐一歼灭。
在做了很多努力之后，我党、我军终于使傅作义做了和平起义的正确决断，成功叩开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大门。
只是，傅作义刚刚投降，就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原来，蒋介石很是气愤他的“叛变”，派人抓走了他的妻子刘芸生。
周总理知道后立刻下达指示，表示一定要把人给夺回来。
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很多人提起刘芸生，第一反应就是为她“添加一个前缀”，称呼她是“傅作义的夫人”
刘芸生和傅作义感情甚笃，并不排斥被这么称呼。不过，单看她个人，她也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不至于被傅作义的光环完全掩盖。很多时候，他们不仅是恩爱的夫妻，还是可以互相信任的战友。
刘芸生出身名门，自幼就接受思想启蒙，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进步女子。也因此，山河破碎之际，怀揣有深深的民族情怀的她也投身进了革命的洪流，竭尽全力地想要为国家、民族寻找一个光明的未来。
刘芸生1910年出生在安徽桐城，19岁即和年长她15岁的傅作义结婚，并在婚后随其到天津警备区开始了军营生活。
傅作义年轻有为，34岁就已经当上天津警备区的司令员。不过他并没有因为年轻而不能服众，相反，他平素很有威信，只因他常常以身作则，深入基层部队关心士兵生活疾苦，又能严格管束他们的行为作风，整肃军纪军容。刘芸生越了解他，就对他越是佩服。
他们婚后的次年，因为种种原因，傅作义离开天津进驻绥远，并在1931年开始担任绥远省主席等职。刘芸生与他共进退，也到绥远协助他开展剿匪清乡以及乡村建设的工作。
不料，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很快爆发，为了给抗日储备力量，傅作义开始学习的经验，在绥远开办乡训所，大力加强军事训练。
1933年，日本攻占热河，又分兵向长城各口发起进攻。对此，傅作义持“宁做战死鬼也不做亡国奴”的态度，很快率领军民展开防御作战。
同一时间，刘芸生积极呼吁、号召百姓一同抗战，很快组建了女子战地慰问救护团，开赴前线全力抢救伤员，为傅作义部担负起了相当大部分后勤医护工作。
在傅作义和友军成功了日军十多次疯狂进攻的时候，她带领战地救护团的一众战友，在归绥北部的大青山下掩埋300多位烈士的忠骨。
土壤将他们残缺的身躯渐渐淹没直至再也不见，她们的泪水也一滴滴地砸落在这片大地。这一刻，她们更明白战争的残酷，更决意要继承他们的遗志，誓死捍卫山河。
日军没有放弃蚕食中国的野望，他们进一步向绥远发起了进攻。在傅作义率部坚持抗战的时候，刘芸生到了红格尔图的玫瑰营举办“舞会”
刘芸生希望通过他们让外界更多地了解绥远抗战，通过他们向全国和全世界传达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傅作义、刘芸生夫妇的配合远不止于此。往后，傅作义率部在一线与日军展开一次次殊死战斗，刘芸生就带领女子战地救护团拼死救护伤员，到了非战时，她们还会向战士宣传战争动员法令，散发《动员报》并教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鼓舞士气。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一定要自强，不要再受人欺凌了。”当中国坚持14年抗战，终于在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的时候，她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了一半。只是，她没料到的是，实现另一半的政党不是而是。
追随蒋介石，真的是正确的决定吗？这个疑问渐渐在他们心底浮现。
这也是1949年，傅作义最终做出起义的抉择的很大的原因。
实际上，一直以来，傅作义都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相反，他们两人互不信任，傅作义更是一直反对蒋介石一贯采取的排斥异己的方针，双方存在不小的矛盾。
傅作义受“正统”思想的影响，虽一度因协助蒋介石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但他首先是爱国将领，且与武装有过联合抗日的历史，这增加了他后来和平起义、弃暗投明的可能性。
而1949年1月，天津的迅速解放也给傅作义带来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他必须立刻做出他的政治选择。最终，傅作义在战场失利、军心涣散、亲朋劝说、个人觉醒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选择了倒向的一边。
至此，代表和傅作义代表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北平的防务。北平也真正得到了和平解放。
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在和傅作义接洽的期间，为消除蒋介石的戒心，傅作义的妻子刘芸生特地带着子女们飞往重庆，到蒋介石眼皮底下当起了“人质”
当时，蒋介石一直希望傅作义率军南撤，但傅作义有自身集团的利益要维护，更主张要固守北平，因此他一直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双方矛盾得到了激化。刘芸生带着子女抵达重庆，就能为这激化的矛盾“浇上一瓢冷水”
以傅作义和刘芸生的身份背景和人脉，刘芸生带着子女们抵达重庆后，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刘芸生还有自主选择寄居地的权利，她带着子女住进了张伯苓的家里，后者和傅作义是莫逆之交，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只是，这期间，他们也一直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方方面面都要多加注意。
1949年1月，傅作义和平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刘芸生立即请张伯苓送她和子女返回北京。
只是，当局一直监控着刘芸生的动静，刘芸生等人一动，他们也很快作出反应，赶在他们登机之后、飞机尚未起飞之时，将他们全部扣下。
不管是傅作义还是都在重庆留有自己的耳目。刘芸生和子女一齐被抓走的消息立刻被呈上了傅作义和周总理的桌案，傅作义震怒，周总理只来得及对他稍作安抚，就立即向重庆的地下党组织下达指示，请他们“一定要把人夺回来”
等刘芸生带着子女飞抵香港，地下党组织在香港安排好的人手又为他们准备了前往天津的轮船。
后来刘芸生回忆起这段经历，一直感慨良多。她记得，当时他们一行人在船上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管是食品还是水都非常紧张，可以说一个多月都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
不过，刘芸生很清楚，在当时那么紧张的时刻，能够紧急为他们安排好这些行程和物资已经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所以她一直鼓励子女们要坚持，并且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做了一件对国家、对人民来说都非常了不起的大事。
作为他的妻子和儿女，他们现在忍受一些饥饿算不了什么，比起这些，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更重要。
有她的劝说和鼓励，一行人都坚持着安全抵达了天津，之后又在天津被接送到了北平，和傅作义实现了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