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2年7月3日，有着“包青天”之称的包拯去世！消息传来，北宋京城的百姓为之恸哭不已！之后纷纷来到包拯家门口，希望能够再看一眼心中的“青天大老爷”！
几天后，到了包拯出殡的日子！京城的百姓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早早地等候在城门口，想着无论如何都要送一送这个为民的人！
可奇怪的是，出殡当日，包拯家中竟然运出了多达21口棺木，之后分别从七个城门穿过，前往不同地点下葬。看到这一幕，送葬的百姓们不知所措，根本分辨不出究竟哪一队人马才是护送包拯灵柩的！
这一切，都要从包拯的为人和为官说起！
包拯之父包令仪曾任福建惠安知县、朝廷虞部员外郎、应天府留守，因此包拯年少时就跟随父亲四处游学，饱读诗书，见多识广。小小年纪就便老成持重，行事一板一眼，不像普通孩童一般喜欢嬉闹。
虽然包拯出身官宦世家，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自命高贵，反而自认“生于草茅”，与普通人无异。对于书中的道理和圣贤的事迹也始终坚信不疑，他认为自守克己，忠君报国，是为人应有的本分。
在这种极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包拯23岁时就遇到了人生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师长，那便是刘筠。
当时的朝廷由于宋真宗久病，宰相丁谓趁机结党营私，由于刘筠不肯同流合污，还骂道：“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于是便奏请离朝外派，去了庐州。
于是在父亲和师长的双重影响下，包拯的人格愈发朴直刚健。
包拯29岁那年，宋仁宗开科取士，得益于恩师刘筠平时在策论方面的重点指导，他接连通过乡试、会试和殿试。
成为进士后，包拯被授予大理评事，任建昌县知县。然而包拯此时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那就是辞官回乡，奉养父母。
原来，包拯父母年事已高，难以承受长途颠簸之苦，无法随他赴任。
听闻原由后，朝廷体恤包拯的孝心，又改任他为离家乡不远的和州监税，结果又被包拯推掉了。
就这样，包拯守在父母身边，直到二老离世。后来，等他守孝期满重入仕途时已经年近40岁。但年龄并未磨平他的棱角，反而是积年的沉淀让他看清世事，愈发地敢于任事！
庆历三年，外任的包拯被调回开封任监察御史。
御史虽是没有实权的言官，但有监督纠察的职能，相当于官场中的纪律委员，因此为百官所忌惮。
而这对于眼里不容沙子的包拯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所以一旦他发现任何人有不端行为，必定会行使纠弹之权，从不因为对方的身份地位而有半分顾虑。
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汾州知州任弁、太监阎士良、转运使王逵、张贵妃伯父张尧佐等人，都先后遭遇过包拯的弹劾，其中又以扳倒王逵最为艰难。
王逵其人如何，在《周敦颐传》中可见一斑：“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原来，在周敦颐担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有犯人罪不当死，时任转运使的王逵却坚持要将其处死。
面对霸道的王逵，只有周敦颐据理力争，然而对方置之不理，气得他直跳脚，大怒道：“如此尚可仕乎！”(这官没法当了)包拯得知王逵恶行，立刻上疏弹劾，指责其“行事任性，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请求将之查办。
然而一向从善如流的宋仁宗却对此置若罔闻。
原来当朝宰相陈执中、贾昌朝与王逵私交甚笃，而且王逵诗才过人，缴税可观，颇有能耐，所以仁宗舍不得罢免他。
一般情况下，见到皇帝态度如此暧昧，言官就会知趣后退，然而偏偏包拯心坚如铁，誓要硬刚到底。
面对仁宗的冷处理他毫不气馁，连续七次上书弹劾，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最后甚至直斥皇帝“不恤人言，固用酷吏”，是天下人的大不幸。
这话几乎就等于指着皇帝的鼻子开骂了，包拯如此血性刚烈，让整个朝野都为之震撼。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仁宗脸皮再厚也无法继续装聋作哑、无动于衷，自知理亏的他只好将王逵革职。
面对这个敢把皇帝怼得下不来台的包拯，朝堂百官无人不敬畏三分。
所以人送外号“包弹”而且这个名号在当时流传甚广，百姓之间“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大意是，当人们发现自己身边有人犯错时，会开玩笑“当心包弹”，而“包弹”一词在后世也时常被引用，有批评、指责之意。
在这种情况下，因包拯的弹劾而被处分、降级甚至革职查办的大小官员权贵足有60多人。虽然仁宗皇帝有容人之量，但对权贵们来说，包拯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只恨不能将他挫骨扬灰。
但是包拯作为为民的大清官，他在百姓心中的威望实在太高！因此一些心怀不轨的宵小才不敢轻举妄动！
包拯在参赞中枢之前，曾前后近20次作为地方官治理一方。
而历任端州知府更是利用进贡之便，将端砚的产量强加了几十倍之多，为了中饱私囊，丝毫不顾民间疾苦。
然而包拯到任后，歪风邪气便为之一清，他下令只生产贡品之数，不做额外追加，大大减轻了民间负担，面对唾手可得的端砚，他直到离任都没有为自己私取过一方。
而“端州三年任，不持一砚归”的故事也成为了民间美谈。
嘉祐元年，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之身代理知开封府。
包拯一上任，便改革了诉讼制度，允许百姓直接面呈诉状，避免下层官吏从中作梗，百姓对此称颂道:“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嘉祐三年，包拯重归御史中丞，做回了谏官的老本行。
时任三司使张方平“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仗势豪夺民产，被包拯弹劾罢免。
继任三司使宋祁，由于生活奢靡、作风浮华，同样被包拯拉下马。仁宗无奈之下，索性就让包拯代理三司使，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可尽管舆论压力巨大，仁宗仍然力排众议，坚持让包拯上位。
包拯在任上选拔人才，精简冗余，整顿税制，对于皇室贡品，一改各地摊派之法，设立市场公平交易。
对于司内无法完成严苛绩效而入狱的官员，包拯也都从宽处理，避免牵连其家人。
包拯在没有增添基层负担的情况下，让国库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做到了“以民为本，宽民利国”，没有辜负仁宗对他的信任。
虽然外界物议如沸，可由于包拯洁身自好，那些想要攻击他的人始终找不到任何借口！嘉祐六年(1061年)，在仁宗的支持下，包拯由代理转正，升任为正三司使。
然而第二年5月，包拯突然病倒在枢密院，即便是宋仁宗亲自赐药也未见好转。没多久，包拯就去世了，享年六十四岁，他逝世后，“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仁宗更是辍朝一日，亲临吊唁。
在见到包拯年仅5岁的幼子包綖时，仁宗感伤不已，对身边人叹道：“包拯公而忘私，不徼阴幸也。”随后下令追赠包拯礼部尚书衔，谥号“孝肃”
对于忠孝肃直、爱民如子的包拯来说，鞠躬尽瘁乃是本分，他一向提倡待民从宽、与民生息，不愿做影响民生之举，其中也包括自己的丧事。
如果因为他出殡就引得民众聚集、争相祭拜，无疑会扰民伤财，这绝非包拯所愿，所以多棺齐出，让人真假难辨，也是他留给百姓的最后一丝善意。
包拯生前曾留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各种艺术加工下，包拯被描绘成了星宿下凡的神人，他慧眼如炬，断案如神，日审阳，夜断阴，奸人恶党、妖魔鬼怪莫不对他畏惧三分，甚至他还因为一身堂堂正气死后封神，化身地府阎罗。
所以对盗墓贼们来说，如果对包公这样的清官下手，无疑极损阴德，再加上民间包公鬼神难近的种种传说，又有哪个宵小之徒敢去寻他的晦气？
然而，无论是布下的疑冢还是生前的名望，包公墓最终还是没能免于被破坏的命运。
1973年，合肥二钢计划在安徽省合肥市大兴集建石灰窑，于是在当地有900多年历史的包公墓也不得不因此迁走。
虽然当时合肥包公墓被认为只是包家当年布下的疑冢之一，但是出于慎重考虑，当地还是组织了一个清理发掘小组，在远离中心墓群的一个小墓穴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
可出人意料的是，从这个“疑冢”里居然真的发掘出了一口金丝楠木棺材，还有包拯和妻子董氏破碎的墓刻石碑。
根据宋制，金丝楠木棺是二品以上官员才可以使用的，棺中发现的遗骨经过检验，年龄性别都与包拯吻合，基本可以断定就是他本人。
然而从棺中遗骨凌乱破碎的摆放来看，显然有经过人为移动的痕迹，据此专家判断该墓为迁葬墓，而非最初下葬的地方。
迁坟在古代是大事，一般也只有在原墓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才会动迁，非万不得已不可轻动，那么原墓又在哪里？
这时，一位名叫夏广宏的老人来到小组，他自称祖上曾受包公恩惠，因此世代为包公守墓，在他的指引下，考古小组在一片油菜地下发现了真正的包公墓。
果然，这个墓穴的规模明显更大，在其中还发现了宋朝二品以上官员殉葬专用的木制十二辰神俑，迁葬墓中发现的墓志铭与此处的基座规格也吻合。
然而遗憾的是，原墓已经被“大揭顶”的手法挖开过，破坏极其严重，甚至连地砖都没有几块完好的，如此明目张胆，不似一般盗墓贼的手笔。
专家估计，盗墓时间应该发生在宋金战争时期。建炎三年，金兀术率兵南下，曾占领庐州，当时金兵一路掳掠，很多墓冢都被挖开洗劫，包公墓也很可能因此而受到波及。
可能是为了防止被进一步破坏，后人才将包公遗骨和墓志铭转移，与董氏合葬。
真相大白后，包公和董氏遗骨被移交给包氏后人，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部分遗骨不知去向，唯有最初被送到北京检验的一批遗骨保存了下来。
1985年10月，合肥市重建包孝肃公墓，两年后竣工，包公和夫人董氏以及子孙的遗骨都被迁入其中。
对于这个一心为民，忠直一世的清官，本就没有几个盗墓贼能下得去手，更何况包拯是星宿下凡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更没有人敢去寻他的晦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