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生给我写过一封信，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怨言，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这是作家余华回忆史铁生的话，余华的回忆让很多人质疑：经历如此多厄运，落下终身残疾且一直受病痛折磨的史铁生，不应该对这个世界满是恨意吗？
然而，读过史铁生作品，或了解他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质疑，他们只会长叹一声，替他补充说：“他对这个世界的人事全是感恩，不然，走的时候，又怎还惦记着把能用的器官全捐出去呢？”没错，史铁生死前，曾为了捐出身上能用的器官，生生多撑了九个小时，一直等到负责器官移植的医生赶来，才轻轻地离开。
史铁生对这个世界爱得深沉的史铁生，是这个世界里受苦最多的人。他的苦难，在他出生时就已被注定——史铁生出生在一个暴风雪凌晨，说是凌晨，实际是黑夜将尽、曙光将至之时，他出生在黎明来临前的最黑暗时间段。
“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史铁生由他的小脚奶奶一手带大，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奶奶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并不是一个受待见的人，因为，她是地主出身。而他们家，也因为“地主”二字，而经常性陷入各种麻烦中。
知道奶奶是地主出身的那年，是1958年，那年，史铁生7岁，正在东城区王大人胡同读小学二年级。史铁生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知道了这个秘密，很显然，这些年，他的家人一直刻意对他隐瞒这一事实。
知道真相后，史铁生一度与奶奶产生过隔阂，好在，他的奶奶并不知道，她只当他是长大了，才不愿意像以前那样把头扎在她脖子底下睡觉。
好在，史铁生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判断，知道：“奶奶就算是地主，也不一定真是坏人，关键，她对自己的爱那么深，她是将他一手带大的奶奶。”史铁生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无疑是成功的，其标志就是他与奶奶的感情变化，他能冲破世俗的成见，坚定地爱着奶奶。
史铁生的整个童年时代，父母亲对他的影响似乎并不大，毕竟，他由奶奶一手带大。但如果仔细观察他的性格，人们将发现：母亲浪漫多情和柔韧温和的特性，以及父亲诚实厚道、无怨无悔付出的品行，这二者，十分和谐统一地在史铁生身上被体现出来了。
史铁生与父母合影基因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总是如此强大。
史铁生和书籍成为了好友，只要有闲暇时间，他就端起书本，如饥似渴地翻阅着。他性格开朗乐观，身边总围着一堆的好友。他在学校以“朋友多”闻名，他自己也骄傲地说：“别的不敢说，要是比赛交朋友，我一定能拿第一。”最好的人，从来“眼里有活，心里有别人”，史铁生就是这样的人。
可因为地主家庭出身的身份，史铁生直到16岁，依旧没有入团。看到身边的同学胸前都别着一枚亮闪闪的团徽，他的心里既羡慕又烦恼。
毕业分配时，学校门口贴着大红榜，宣布分配在北京工作的毕业学生的名单。
史铁生挤在人堆里，在那张密密麻麻写满名字的红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可他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再从最后一行看回第一行，也依旧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
看到同学们看到榜后欢喜的模样，史铁生心里别提有多沮丧了。由于担心自己是因为紧张而看漏了自己的名字，他特意耗在学校不走，等到没人时，又悄悄凑到红榜前查看。
史铁生终于绝望了：班里成绩最差的同学都上榜了，唯独没有自己的名字。
直到有一天，史铁生帮助老师整理材料时，才无意中看到真相：他们家是地主出身，父亲因此被判为“分子”并被开除出党，而他也因这个“成分”而无法被安排正式工作。
史铁生的少年时代在苦闷中结束了，1969年1月4日，史铁生过完了十八岁生日。半个月后，他和一些“出身不太好”的同学，离开北京，踏上了去陕北农村插队的火车。
灾难来临前，总是没有人事先预告。史铁生一生的悲剧注脚，在他奔赴插队的清平湾的那天被打下。
等火车时，史铁生和一个要好的男同学勾肩搭背地在月台溜达，他们用取笑别人的眼泪和哭相来表达自己的满不在乎，还共同分吃了一盒果脯，然后把那个塑胶盒子扔到了月台下面。
直到火车开动时，他仍错觉自己是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参观旅游。
火车昼夜兼程、跋山涉水，他才终于对离家对距离对地理上曾经描述的中国的“幅员广阔”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
这一路，去插队的史铁生和同学们“坐了火车再坐火车，倒了汽车再倒汽车，最后，还有几十里山路连汽车都不通，要靠步行到达”
史铁生后来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这样描述他们跋涉千里抵达的清平湾：“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冲流淤积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青平川蜿蜒百余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就因为这条河，人们将这个本是关家庄的地方叫做清平湾。”史铁生插队的清平湾，在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这里位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土地贫瘠，年降水很少，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面对这样的清平湾，刚去的史铁生却惊叹不已，他被眼前这与北京截然不同的风貌吸引了，只觉得一切都那么新鲜、可爱。他忍不住感叹：要是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也还不错。
此时的史铁生完全不知道清平湾的水，是会呛人的，更不知道：清平湾的水，究竟有多深。
史铁生参与了清平湾的生活后，终于真切地体会到了“清平湾真是一个苦地方”
越穷的地方，农活也越重。清平湾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
史铁生与插队知青合影1969年，史铁生干了一年农活儿后，终于病倒了。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北京来的学生是水土不服，史铁生自己也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痛或者腰肌劳损。
史铁生病了后，队里开会，队长提议让史铁生不再干繁重的农活，改去跟着白老汉喂牛。老乡让史铁生去喂牛，是一番好意，也是信任，可这个决定，最终却加重了他的病情。
史铁生在山上放牛的生活也不清闲，白天拦牛要东奔西跑，晚上还要一遍遍地给牛添草，他每晚都要和白老汉在饲养场待到夜里十一二点。
牛棚满地都是牛粪，阴冷而潮湿，碰上下雪天，牛棚里更是寒气刺骨。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史铁生的病情自然是一天比一天重了。
1972年，史铁生的病愈发重了，他不得不回到了北京，这年，他二十一岁。
史铁生在插队过完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史铁生住进了医院。初入院时，他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他以为只要两三个月，他就可以和以前一样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处在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最轻狂的年月得了最要命的病，眼见着自己的肌肉一天天萎缩，眼见着“走出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史铁生欲哭无泪。
最艰难的年月里，支撑他活下去的，是友谊。他对“友谊”二字的理解，比普通人更深刻，他说：“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那段时日里，与史铁生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们都不断写信，给他讲他离开后大家如何念叨他、想念他，讲那里的变化，讲和他一起放牛的白老汉，讲他惦记的牛群。他们甚至会用激将法，千方百计激发他活下去的勇气。
那些已经转回北京的同学，每逢探视日必来看望他，即便那天不是探视的日子，他们也会想办法进来。
1973年，即史铁生23岁那年，他的双腿彻底瘫痪。原本走着进医院的他，出来时却是被一群朋友抬回。
被抬出医院后，史铁生原本广阔的人生被限定在了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轮椅”成了他后半生永远也甩不开的存在。
史铁生与朋友们在一起刚坐上轮椅的七八年，是史铁生最难熬的年月，也是其母亲一生最黑暗的年月。母亲带着史铁生搬了几次家，他们越搬，便越离地坛近了。
地坛，是一个荒芜的园子，平日无人管理，苦闷的史铁生经常摇着轮椅独自去地坛，或想事或看书，或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他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
史铁生的情绪并不好，他曾在《我与地坛》里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去地坛时，史铁生总不愿母亲陪着，于是，母亲虽担着心，却也只能默默为他预备好一切，在门口目送他摇着轮椅独自前往地坛。
史铁生极不稳定的情绪，让母亲非常害怕。自打双腿瘫痪后，他的脾气就变得喜怒无常了。有时，他会猛地抓起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有时，他会狠命地捶打自己的两条废腿。
母亲实在害怕自己的儿子会自杀，所以，每次儿子去了地坛很久没回来，她就会急匆匆地跑去地坛找他。
地坛很大，每次，母亲都要找好久，才能在某个角落或者某棵树下看到她的儿子。也只有看到他还好好地坐在轮椅上，她才放下心来：她是真担心儿子想不开啊。
那时的史铁生，全部注意力都在自己那无法梳理的苦闷上，他全然不知道母亲的心境，他更不知道母亲当时正面临着什么。
母亲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查出肝癌，可她一直瞒着儿子，是啊，他不能再承受打击了。任何的打击，都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因为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母亲一直在四处求人，想让儿子有个正式工作。史铁生虽然在北新桥街道找了一家工厂做临时工，每月可以得到15元的薪资，可那毕竟不是长久计啊。
最重要的是：若儿子一直连正式工作都没有，她走了以后，他该怎么活啊！
史铁生母亲母亲的这些心理活动，史铁生并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母亲曾无数次在自己去了地坛很久未归后，发了疯一样在地坛到处找他。
史铁生是在“母亲突然发病被送急救”的那天，才知道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那天，突然发病的母亲大口大口地吐出了鲜血。母亲被装上三轮车送往医院时，史铁生竟都在恍惚中。
史铁生被背去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时，母亲正艰难地大口喘气，一如她异常艰苦的一生。也从此时起，史铁生才“看见”了母亲。他说：“我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母亲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母亲的这话里，全没有自己，而只有儿子和女儿。可他呢？母亲临终的话，震颤了史铁生，他突然从自我的巨大堡垒里出来了，他“看见”了母亲，那个因疼痛而辗转反侧的母亲，那个因为自己自残而掩面无声哭泣的母亲，那个为了他的所谓“正式工作”低声下气求人的母亲……母亲死后，史铁生再次来到地坛时，地坛也已不再是昔日的地坛了。母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史铁生摇着轮椅在地坛园中慢慢走着时，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他写道：“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屋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史铁生把轮椅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捱到日落，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儿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他了。
史铁生在地坛母亲的死彻底改变了史铁生，过去，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自己的悲苦上，而母亲死后，他终于可以“看见”悲苦之外了，他看见了母亲的爱，也看见母亲对他的期望。这个期望，她没能在死前说出来，但史铁生却“听到”了：好好活下去。
史铁生想起了母亲曾含泪鼓励他写作，他提笔准备写作时，母亲还一面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一面替他去图书馆找书。可惜，母亲在世时，他没能坚持下来。
如今母亲走了，他终于重新捡起来笔，他要好好活。之后，他一边继续在工厂打工，一边坐在书桌前创作。
万事都是开头难，开张后，史铁生的第一篇小说也登上了杂志。喜悦之余，史铁生不无遗憾地想到：母亲要是多活几年，看到自己坐在轮椅上找到的路，该有多好。
史铁生与陈希米这时候的史铁生悲观极了，他感叹：“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因为疼痛，他写作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他忍不住吐槽：“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作”
史铁生说自己的职业是“生病”，没人会反驳，因为，得了肾病后不久，他又生出了褥疮，之后，肾病恶化成了尿毒症。
这年开始，做透析成了他的“常规”经过1000多次针刺后的史铁生，其动脉和静脉点已经成了蚯蚓状。
史铁生在治疗“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
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史铁生终究没有被打倒，他未被打倒的背后，除了爱人陈希米的爱的支持外，还与他自己为自己做的“疗愈”有关。
痛苦浸润下的史铁生，开始频繁用写作去探讨“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他有时还会代入造物主的角色，通过对人生和命运本质的推演，借助正反相互依存的辩证法，来剖析人生。
笔成了史铁生自我疗愈的“药”，他在病最重的时候，挣扎着写下了《扶轮问路》。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史铁生参透了生死，也经由对生死的参透，彻底告别了悲观，他写道：“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是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是啊，死既然是一定会发生的事，人又何必着急去死呢？既不必着急去死，那就好好活着吧。到此，史铁生全然接受了所有的厄运，完完全全地与这个世界、与自己和解了。
史铁生看过他所有作品的莫言，曾公开表示对史铁生的尊重，他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史铁生的笔，的确泅渡了他自己。后来的史铁生身体一直在地狱，但他的灵魂却生活在了天堂，他的脸上时刻挂着笑容，哪怕在做透析时，他的眉眼间，也看不见一丝的悲观。他视厄运为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甚至认为：人如果一直生活在理想中，永远顺风顺水，他将感受不到真正的幸福。
史铁生悟出来的这个道理，和叔本华关于幸福的论断基本一致。叔本华曾说：“愉悦舒适并非真正的幸福，只有逃避痛苦，痛苦消逝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生活的本质是，少一点不幸地生活。”史铁生在感激厄运，他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过程，对，过程，它就是对付逆境的办法！”他说：“只要你最最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过程，你无论怎样都得落入绝境，只要你仍然不从目的转向过程，你就别想走出绝境。”发现这个大秘密后，史铁生激动得像个孩子，他后来写道：“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一个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接着，他用近乎呐喊的语气为这个“发现”做总结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过程的美好和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震惊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到此，史铁生也就掌握了把一手烂牌打到精彩的艺术，这是顶级的人生艺术。拥有这等艺术的史铁生，注定不会害怕任何厄运，而只会以感恩的姿态拥抱厄运。而当他满怀感恩地迎向任何厄运时，厄运便已不再是厄运。
史铁生史铁生不仅在给余华的信里自称“最幸运的人”，他在妻子陈希米面前，在友人面前，亦如此形容自己。
史铁生深爱这世界，以至于，在突发脑溢血被送医时，他心心念念想着的，是捐赠自己身上有用的器官。为了这个心愿，他奇迹般地多撑了九个多小时，直到负责器官移植的天津红十字会的医生赶来，他才轻轻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史铁生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世界：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救赎，正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