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这样一个“别人家”的孩子：15岁那年，他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次年即赴日本留学；后来，他投笔从戎，立志以国防救中国，考入东京士官学校。
这年，他才20岁。
毕业后仅数年，在他29岁时，就坐到了云南都督的位子，这样的简历放在今天也是异常耀眼夺目的。
而这份辉煌简历的拥有者，便是被称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护国将军——蔡锷。
提到蔡锷，人们不免会想到他与小凤仙的惊世之恋。
然而，相比于这传说中的爱情，他辉煌传奇的人生，更加值得我们品咂和称道。
狠心做事，善心做人蔡锷出生在血性忠勇的潇湘之地，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
湖南人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不怕死、耐得烦、吃得苦、霸得蛮”
刀刚火辣不服输，坚韧执着有毅力，蔡锷身上就流淌着这样的血脉。
虽然出身农家，生活清苦，但在6岁时，父母便把蔡锷送去读书，希望他可以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蔡锷也没有让父母失望，12岁就考中了秀才，成了街坊邻里口口称赞的少年才子。
然而，这一年甲午海战爆发，清廷大败，丧权辱国的耻辱，像密布的阴云一样笼罩在每一个国人头上。
蔡锷自然也不例外，此时的他很迷茫：是循着父母的期望踏入官场，成为末路清廷的卫道士？还是转变思想，做新思潮的领路人？
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蔡锷一路往前，却不知路在何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救国图强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开始出现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
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长沙时务学堂，也在谭嗣同等人的倡导赞助下成立了。
在洪流中漂泊的蔡锷，隐隐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他决定朝着这个方向闯一闯。
蔡锷尽可能地抓住一切奔向未来的机会，他谋定而后动，认准了目标，便全力出击，最后成功考入长沙时务学堂。
这年，“白帽青衫最年少”的他不过15岁。
原以为，学成便可救国，哪成想，自己还未真正习得救世之真理时，就突然失学了。
由于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被杀，时务学堂被迫停办。无奈之下，蔡锷只好辗转武汉、广州求学，最后远赴日本留学。
1900年夏天，留学日本的蔡锷匆匆回国了。
原因是，他曾经的老师、原长沙时务学堂的教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准备起义反清。
彼时时务学堂的师生们纷纷响应，而蔡锷作为他的得意门生，自然回国助他一臂之力。
哪知起义被清廷发觉，很快胎死腹中。唐才常等人被捕，最后惨遭杀害。蔡锷也是因唐才常的巧妙安排，才躲过一劫。
然而，他却没有劫后余生的轻松，有的只是一腔悲愤。
“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
面对慨慷赴死的师友，他将悲天悯人的哀号，化作翻天覆地的勇气，改名为“锷”，立志以刀剑之锋，血荐轩辕。
世界上只有人们不想去做的事，没有人们做不到的事。
只要下狠心去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蔡锷怀着挽救中华危亡的决心，效仿汉时名将班超投笔从戎，毅然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此开启了他以“军国民”理念的“陶铸国魂”之路。
始于恩情，终于大义1904年，蔡锷以优异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正所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机会往往偏爱有准备的人。
恰逢朝廷编练新军，蔡锷作为名校毕业的稀缺军事人才，自然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他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任职，担任各个军校校长。
后来，蔡锷接受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邀请，到云南任职。
李经羲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子，也是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他本是开明之人，对革命抱着宽容的态度，对蔡锷更有着知遇之恩。
到云南后，蔡锷在李经羲的信任和支持下，完成了后来被国共两党作为军事教科书的《曾胡治兵语录》，有了更大的施展抱负的空间。
那时，推翻清的革命势头早已蔓延到全国各地，蔡锷兼任教官的云南讲武堂，更是成了革命党人的聚集地。
革命暗潮愈加汹涌澎湃，已有不可阻挡之势。1911年10月10日，终于在武昌爆发了。
“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支持”，蔡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蔡锷等人发动重九起义，响应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
蔡锷众望所归，被推举为云南都督，这年他才29岁。
一夜间，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谈论儒雅清秀的蔡将军是怎样的英姿勃发，可他们看到的是蔡锷风光无限，却不知他内心是怎样的痛苦煎熬。
于民族大义，推翻封建清廷是大势所趋，救国救民更是他的毕生追求。
于个人情感，在云南起义，相当于是革了李经羲的命。而李经羲于自己有恩，他又怎忍心将恩人亲手送上断头台？
不过，两难之下，他很快就有了抉择。
大义为重，私情为轻。
蔡锷深知：李经羲并非不可救药的保皇派，更不是双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刽子手。他希望对方公开站到自己这边来，但却被李经羲以清廷对李家世代有恩为由拒绝了。
软的不行，只有来硬的了。他安排亲信，强行将李经羲一家老小送去法国领事馆暂避，后来又把他护送出云南。直到他们安全抵沪后，蔡锷才放下心来。
然而，掌兵的蔡锷很仁慈，当官的蔡锷很良善，为人的蔡锷很重情义。
他最终成为革故鼎新之际的一代军事巨擘、享有美誉数十年，除了造诣高深的军事才能，大概遗爱深远的精神人格，也是其中一大原因吧。
向来情深，奈何缘浅“七尺之躯已许国，难再许卿。”寒风凛凛的站台上，蔡锷对小凤仙既深情又决绝地说完这句话后，便登上了离开北平的火车，踏上了护国讨袁的道路。
因着刘德华在电影《建党伟业》中的演绎，我们有幸领略了蔡锷将军挺拔俊秀的儒将之风。而“美人挟走蔡将军”，却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传奇故事，不免让人唏嘘感慨。
其实，每段传奇故事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无奈，与其说是情义难料，不如说是世事弄人。
成就蔡锷与小凤仙的传奇故事，袁世凯功不可没。
袁世凯与蔡锷早是旧识，也很欣赏对方。
袁世凯曾对旁人说过：“蔡锷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此人之精悍即宋教仁亦或非所能匹。”蔡锷在给黎元洪的信中，也盛赞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
特别是蔡锷，他一直认为袁世凯是当世驯服各路军阀、结束混战乱局的最佳人选。
可他没想到的是，后来的袁世凯膨胀了，膨胀到想当皇帝，独掌一国之权。
这时，与袁世凯背道而驰、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在准备北上组阁时被刺身亡。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矛头纷纷对准袁世凯，武力讨袁之声四起。
但蔡锷却致电各省，极力劝阻。
为什么？
对于宋教仁的被害，蔡锷“痛切陈词，声与泪并”看着新生的共和国将被拖入无休止的战争中，他更是比谁都痛心。
就如张居正所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已经成立，制度就必须有人遵守。如果总统有不当行为，可以弹劾，也可以交由法律制裁。
如果总统以权力拒绝接受制裁，再用武力才名正言顺。如果谁都可以向总统发起攻击，那和那些反对共和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可蔡锷苦口婆心的劝阻并未见效。
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获胜，他几乎扫清了称帝之路上的所有障碍，但他仍不放心。
他忌惮远在云南的蔡锷。
明面上，他把蔡锷调入北平任职，极力满足蔡锷一家的吃穿用度，还让儿子袁克定拜蔡锷为师；暗地里，却时时派人跟踪蔡锷，甚至搜查住所。
被限制了自由的蔡锷，在一次与友人到八大胡同打茶围时，认识了云吉班的小凤仙，不久就给她赎了身。
有人说，小凤仙清丽脱俗、善解人意，遇到了知心人蔡将军，是她前世修来的福气。
也有人说，蔡锷不爱江山爱美人，流连烟花之地，抛家弃室，实在是辜负了将军的盛名。
还有人说，一切皆做不得数，毕竟往事如浮云，掺杂着政治博弈的风流韵事，其中有几分是真情，又有几分是作戏，谁能说得清楚。
人们都还在对他和小凤仙说长道短时，殊不知蔡锷早已抱定以身许国之心，将自己的真爱深情都付与了国。
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
蔡锷深知已无法阻止袁世凯复辟帝制，所以他只得在友人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回到云南，率先举起讨袁大旗，为保卫尚在襁褓中的共和国振臂一呼。
终是苍天不负有“情”人，蔡锷最终取得胜利，成了人人皆知的护国功臣、当世战神。
可“成功的花，人们只羡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泪泉，洒遍了血雨。”人们不知道的是，蔡锷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放弃了护国军总司令的名头。他亲任第一军司令，率“三千嬴师”入川，在数个月的时间里，与多于己方三十倍兵力的敌人周旋抗衡。
他“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为的就是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这一战惊天动地，艰苦卓绝，拖垮了他原本孱弱的身体。
1916年，蔡锷病逝，终年仅34岁。
反对武力，是为了共和，高举义旗，也是为了共和。
作为一生的挚爱，对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他至死都心怀愧疚，在遗嘱中说到；“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就像一首诗歌中吟唱的那样：“死怎能从容不迫，爱又怎能无动于衷？”只因爱得深沉，我才想要把我的一切，包括短暂的生命，都献祭给你，只盼得你长久无恙。
《道德经》有言：“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身处黑暗和洪流中的人们，最可怕的不是迷失方向，而是失去信念。
只有坚信自己可以摆脱困境，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蔡锷在动荡的时局中，能做到于己刻苦廉光，于人援溺振渴，于国无私尽忠，不贪恋权利，功成即身退，就是因为他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
就如他的湖南老乡陶菊隐曾说的那样：“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1917年，蔡锷魂归故里，国民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了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史上国葬第一人。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斯人已逝，但留与世人评说的，不应只有一段风流韵事，更应是其滚烫而热烈的为国为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