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想了又想，认真地回答道：“走投无路沦落至此。”其实，史铁生说的是大实话。
如果时光退回到1971年前，他断然不会做出如此选择。
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他的未来有无限可能：但世事无常，命运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突如其来的疾病，将他的人生彻底打乱。
人与人的区别，往往在于如何面对磨难，在这过程中，有人被碾为齑粉，而有人偏偏不信命，在百折不挠中选择对抗到底，成为自己人生的导演。
诚然，史铁生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反抗精神。
史铁生成年后的第一次反抗，是在1968年的年末。
那时候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学校已经停课了，因为不在革命队伍，无所事事的史铁生，除了读书，便是和小伙伴们在清华园附近闲逛。
秋天的某一天，正当他和小伙伴在圆明园的小河沟里摸鱼摸得起劲时，下乡插队的消息突然传来，史铁生听到后有些失望。
他一直盼着能当上工人，攒点钱买一双“回力”球鞋，要是去下乡插队，这个梦想怕是要破灭了。
年底插队动员大会上，工宣队长把要去的地方夸得像天堂一般美好，骨子里向往自由和浪漫的史铁生，动心了。
回家跟父母一说，却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她深知农村的苦，史铁生患有先天性脊椎裂，根本没办法长期进行繁重的体力活。
这时，史铁生那股反抗劲儿上来了，他听不进母亲的劝阻，执拗而坚决地报了名。
次年1月13日，18岁的史铁生如愿坐上了从北京开往陕北的列车，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的反抗，换来的却是人生的苦难与坎坷。
等安顿下来后，他才真的傻眼了，这个叫清平湾的地方，实在是太穷了。
伙食差，环境差，住的土窑洞，冬天冷得像冰窟窿，只能蜷着身子用大衣裹着脑袋保暖。
但既来之则安之，像当地的老乡一样，他和同伴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挣工分，日子久了便也习惯了。
不料，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噩运就悄悄来临。
一开始，腰腿疼，队里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便让他和一个叫“破老汉”的老人搭档放牛，这活比下地劳动要稍微轻松些。
但后来腰疼愈来愈厉害，“朝这边躺一会儿，又翻向另一边，不时起来用手撑着炕沿坐会儿，或者抱着被子垛跪着，最没辙时只好双手摽着门框，两腿不吃劲儿地悬一会儿”，史铁生将这个姿势调侃为“上吊”
当行走都变得困难时，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插队生涯，回京治病。病情不容乐观，想到盛年的青春，甚至以后的人生都要与轮椅相伴，史铁生接受不了。
他变得暴怒无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砸玻璃、摔饭碗、把鸡蛋羹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甚至会一口吞下一整瓶药，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
那段时间，他活在无边的黑暗中，常常狠命地捶打着动弹不得的双腿，大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同样接受不了的还有他的母亲。
母亲发了疯地到处找大夫，花光了积蓄，并欠下几千块的巨债。甚至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药，擦的、涂的、洗的，熏的，只要听说有用，她都会想方设法弄来试试。
一次护理时，她不小心烫伤了儿子的胯部，医生告诉她：“对于瘫痪病人来说，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情。”母亲听后，吓得脸都白了，从那之后，她更加小心翼翼，寸步不离地守着，一换药就念叨：“怎么会烫了呢？怎么会呢？”那种绝望到极致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永远都不知道有多煎熬。
史铁生的第二次反抗，是坐上轮椅后。
入院时，父亲搀扶着他走进病房，他曾暗下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但一年多出院时，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他既没有好也没有死，而是截肢了，象一棵“死不了儿”被种在花盆里那样，被钉在了轮椅上。
最坏的结果真的出现后，他反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发脾气的次数变少了，也能和家人聊聊天、说说笑。
逐渐从激愤变得平和，并不是史铁生突然想通了，而是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来对抗命运，如果身体的残缺无法修复，那就用思想去填满它。
爸爸和邻居哥哥制作了一辆轮椅，上面搭一块小木板，就变成简易小桌。
这辆独特的轮椅成了史铁生的新腿，他终于可以从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走”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兴致来时，还会跟妹妹打打羽毛球，玩玩拉力器。
摇着轮椅多次奔波后，终于在街道工厂谋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他管它叫小作坊。
几间低矮的小平房里，他跟着十几个大爷大妈糊纸盒、在旧式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史铁生的主要任务是给仕女开眉眼。
这自然难不倒他，他的美术作品曾得到过清华附中美术老师的夸奖，插队时更是村子里远近闻名的“画师”，只是没想到有一天，喜爱的绘画会在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刻，成为谋生的技能。
这期间，同学和朋友经常来看他。
每到周末，大家就会自发聚集到他的小屋里，聊天、唱歌、讨论，在朋友们中间的史铁生，谈笑风生，看起来是欢快的，但内心深处依旧充满无尽的荒凉。
他努力在苦难的阴霾中去开辟新的希望，写作就是在这时开始的。
生病期间他看过很多书，再加上经历过病痛的折磨，对于人生，他有了更多的思考与感悟，蛰伏于内心的那些山呼海啸的东西喷薄而出。
他说：“我是豁出去了，写真的，写真正的真的！不管能不能发表，我先写了两个短篇。”这两个短篇，就是1979年发表于西北大学内部刊物《希望》上的《爱情的命运》和《午餐半小时》。
史铁生后来说，写作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但在那样的境遇中，写作已然成为他反抗命运的唯一武器。
被认可之后，史铁生的写作热情越来越高涨，随之进入爆发期。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作品，熟知并喜欢上了这个“职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的残疾人作家，尤其是那些同样饱受病痛折磨和烦恼的人，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慰藉。
可见，影响之深。
好友陈村说他是“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的人”
疾病仿佛是铁了心跟他杠上了，肾病、尿毒症一个一个来报道，对他来说，去医院做透析，如同日常上班。
漫长的病痛，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的身体，但他却顽强地抓住痛苦带来的灵感，艰难地写着，用笔为自己趟出了一条路，也为自己赢得了荣耀、自尊和骄傲。
“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快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史铁生的第三次反抗，是在遇到陈希米后。
作家刘孝存曾经问史铁生：“假如命运允许让你选择，一个是真正的爱情，一个是健全的身体，你选择哪一个？”史铁生毫不犹豫地回答：“爱情。”病痛的折磨从未浇灭他对爱情的渴望。
1989年春天，在一间低矮的小平房里，28岁的陈希米见到了38岁的史铁生，彼时他们已经书信交流了10年，算是熟悉的“陌生人”
史铁生见到“气质仿佛滤过的透明的水”的陈希米，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正是我想象的样子。”陈希米左腿有些残疾，有人便讥笑他们“瘫子配瘸子，倒也般配。”他丝毫不理会这些流言蜚语，愣是把陈希米娶回了家。
婚后，陈希米身兼数职，妻子、秘书、护士、生活助理等等，只要跟史铁生相关的事情，她都揽下来了。
史铁生对吃很讲究，为了让他吃上一碗可口的炸酱面，陈希米骑车四处张罗，东家买点酱牛肉，西家买点羊杂碎，回来煮一碗不软不硬又不能太细的面条。
作家铁凝回忆她去史铁生家里作客的情景：“一个不足70平米的小房子里，陈希米亲自和面团、烤面包，这个充满面包香的家，整洁、朴素、温暖，那样的有尊严，他们过的每一天，都那么有情有义。”史铁生每天要服用很多种药，什么时间吃什么药，剂量多少，陈希米烂熟于心，比史铁生记得还清楚。
自从和史铁生结婚，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她几乎没睡过整夜觉。
“铁生夜里会出许多汗，所以还要不断地给铁生擦澡。截瘫病人在冬天极易生褥疮，希米每天要为铁生洗脚。取脚盆，提热水壶、倒水，再蹲下，还扶着一只拐。”陈希米对史铁生管得很“严”
甚至史铁生看的书也得经过她挑选，“她怕我太累，每次买来新书，自己就通览一遍，画上重点，回头告诉我就看这些画上了黑道道的部分。”病重卧床无法写作时，陈希米就是他的笔，他负责述说，陈希米负责记录。
朋友刘瑞虎说：“铁生，你真是好命，没有希米，你早死了。”史铁生很认同，在他心里，陈希米就像是上帝给他关闭一扇门的同时，给他打开了一扇窗。
他说：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
陈希米陪他去了很多他想去的地方，去海边晒太阳，去美国看尼亚加拉瀑布，看盛开的花朵，也看晚霞和落日。
他在诗中写道：她是顺水漂来的孩子，但不是我捞起了她，是她捞起了我。
如果说，写作让史铁生看到了生命的曙光，那么，爱情则让他体会到了生命的美好。陈希米的陪伴和守护，给了他无尽的慰藉。
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陈希米不分昼夜地守护在他身边，无论他什么时间睁开眼，视线里准有她。
有一次，史铁生不舍地望着陈希米：“这一回，恐怕真的要结束了。”陈希米轻声说：“不会的，别瞎说。”然后史铁生轻轻地给她唱了一支歌，还没唱完，陈希米早已泪水涟涟。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在60岁生日的前四天，永远离开了陈希米。
追思会上，陈希米感谢前来参会的朋友：“来自你们的爱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留恋。”陈村说：“他那么爱你，是你的爱，他才存活那么久。”因为陈希米的到来，史铁生的黑夜才听懂了期待，白昼才看破藩篱。
所谓灵魂伴侣，不外如是。
史铁生最爱的动物是牛。
他的身上也有一股牛的品性：坚韧、倔强、诚实、仁慈，充满深沉感和力量感。
纵观他的一生，21岁瘫痪，59岁离世，38年的光阴里，疾病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用他的话说：此病未去彼病又来。
史铁生的主治医生说：“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他很早就立下遗嘱，“只要我身上有一样东西，能留下就留下。”于是，在他离世9小时后，他的肝脏移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体上，脊椎和大脑捐给了医学研究。
有一次，史铁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喜欢霍金。
同样是21岁坐上轮椅，两人都有种不信命的抗争精神。
所以，如果觉得人生太辛苦，请认真读读史铁生。
读懂了史铁生，也就读懂了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