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讷著，《丘处机“一言止杀”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2月，200页，35.00元大多数人对全真教的了解，来自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小说中的全真教基本持汉族中心主义思想，或者说以宋廷为正统，政治态度与蒙古高度对立。全真教掌教王重阳为坚持抗金，不惜与恋人林朝英决裂。而王重阳之后的掌教丘处机则对成吉思汗养生劝诫，著名的“一言止杀”故事即包含在内。通过小说的渲染，丘处机的侠义形象深入人心。
真实的丘处机是怎样的呢？杨讷先生的《丘处机“一言止杀”考》给出了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一言止杀之事出自全真教后辈的杜撰，目的在于塑造丘处机高大的宗教家形象，因为在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之后，未有证据显示他收敛杀心、减少杀戮。在政治态度及行为上，丘处机也没有丝毫表现出对宋朝的忠心，甚至持相反立场。他一心要扩大全真教的社会影响、提高全真教的政治地位，不可能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
“一言止杀”故事的形成赵先生的意见是，之所以《长春真人西游记》没有记录这一故事，是因为成吉思汗曾下旨要求讲道内容“勿泄于外”，而耶律楚材作为全真教的反对者没有如实记录。不过，赵先生始终没有拿出有力证据证实此事，仅从丘处机的宗教思想以及丘处机参与过的一些止杀事件来推断止杀属实。
赵卫东著《金元全真道教史论》1233年，元好问在金都汴京经历了崔立之变。大将崔立诛杀守将，投降蒙古，因为蒙古“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政策，汴京得免屠城。一年之后，元好问写了一篇《观记》，其中说：“丘往赴龙庭，亿兆之命悬于好生恶死之一言，诚有之，则虽冯灜王之对辽主不是过。”作为亲历者，元好问当然知道“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事实，但是未必知道政策的由来，当时社会应已有丘处机一言止杀的传闻，也才会有元好问“诚有之”的假设。
客观性的缺失就宗教“事实”来说，多数学者都不会采信全真教祖师碑所载王重阳“甘河遇仙”的故事，同样，对王重阳所声称的全真丹法与吕洞宾的内丹丹法的传承关系也不会轻信，而是着重于从思想史角度展开辨析。不过对信仰者而言，这些“非客观的事实”却是毋庸置疑的真实存在，个中理由，程乐松先生在其《身体、不死与神秘主义——道教信仰的观念史视角》中说得很明确：陈铭珪所著《全真道教源流》首当其冲。陈铭珪，字京瑜，广东东莞人，晚清岭南著名全真教龙门派道士，入道后得派名教友，所著《全真道教源流》详尽考察了全真教龙门派五百年的历史源流，其中明确地记录了“神异之迹”：“若夫诸师神异之迹，皆当时士大夫所称述，兹亦录之。”然而，早已有人怀疑全真教的神异之事，王昶就在《金石萃编》中指出，《教主碑》中的神异故事实不可信：“叙重阳子示现神异之迹，大都皆本其法孙所陈事实，多羽流夸诞之词，不足深论。”出于同样的理由，陈铭珪笃信王重阳年轻时曾应宋朝的科举，宋亡以后因激愤而“害风”、“佯狂”、“日酐于酒”，称其为“有宋之忠义”事实上，王重阳曾明确提及“道门好入时时重，王法须遵可可奢”，“遵隆国法行思义，谨守军门护甲戈”，这里的“王法”、“国法”，显然都属于金朝。创教后的王重阳认同金廷统治的事实，直接遭到了无视。
立场和情绪对研究的阻碍杨讷先生对陈垣与姚从吾的批评，则着眼于政治立场和民族情绪对全真教研究的阻碍。
陈垣先生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时正值抗战，他对丘处机大加称赏：“丘处机之止杀，岂非泽及天下乎”，“处机诚有功于民矣”，以古事而抒今情的目的十分明显。他部分接受了陈铭珪的观点，将王重阳归为“汴宋遗民”，认为王“义不仕金，系之以宋，从其志也”事实上，现代学者）对王重阳政治态度的辨析颇多，无论“乘时或割据”说还是“与金兵抗”说，都是难以成立的。
至于“遗民”说，杨先生的批评主要在两个方面。对“全真不尚符篆烧炼，而以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此遗民态度也”，杨先生以为，遗民态度与“不尚符箓烧炼”没有内在关联，后者只能说明宗教行为，不能表现政治立场。按照陈垣先生的观点，如果“不尚符篆烧炼”就算遗民的话，那么，崇尚符箓烧炼的大道教、太一教何以与全真教一样，都被视为持遗民态度呢？对陈垣先生把全真整个教门视为遗民的观点，杨先生的批评则尤为激烈。事实上，大定、承安年间，王处一、丘处机、刘处玄先后接受金世宗、章宗的召见，世宗死后，丘处机还以方外身份“重念皇恩”，“谨缀《挽词》一首”这也成为杨先生批评某些道教史学者“罗织证据”、“无视反面证据”的诱因。
陈先生因观念先入为主而论断多有矛盾，杨先生举证较多，这里不再罗列。结合抗战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何接受止杀之说。
至于“一言止杀”，姚先生不仅充分肯定，甚至不惜夸大其词，说“成吉思汗父子的凶悍，更甚于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听罢丘处机止杀之言，“久征贯战的蒙古可汗，至此已经是六十以上的老翁，喜闻养生之道，乐听信好生止杀之劝，优势罢兵，班师东归，应当也是近情理的”对此，杨先生发问说：既然成吉思汗乐听好生止杀之劝，为何丘处机当年不劝成吉思汗撤出汉地北归呢？这种叙事，显然说不通。
信仰在研究中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可以向杨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信仰”在道教史分析中是否有独立的意义？道教信仰固然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加以解释，但是诸如宗教观念对信徒外在行为的影响，是否可以完全得以说明，恐怕并不容易。难以权衡的变量正是宗教史研究的困难所在，学者并很难辨析道教徒的行为是出于政治利益/个人利益，还是受到宗教观念/体验的影响。由于缺乏明确的依据，两者的界限也难厘定清楚。
比如，杨先生曾引了一段《玄风庆会录》所载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劝道言论：昔宋上皇本天人也，有神仙林灵素者，携之神游上天，入所居宫，题其额曰神霄。不饥不渴，不寒不暑，逍遥无事，快乐自在。欲久居之，无复往人间意。林灵素劝之曰：陛下天命入世，有天子功限未毕，岂得居此，遂下人间。自后女真国兴，太祖皇帝将厌世。天虏上皇北归，久而老死于上京，由是知上天之乐，何啻万倍人间。又知因缘未终，岂能遽然而归也。
杨先生认为，这是丘处机蓄意欺骗成吉思汗，因为宋徽宗与林灵素“一个是佞道昏君，一个是道门骗子，祸国殃民，为世人痛恶。金元有识之士多有抨击，丘处机不会不知”可是，既然杨先生认为，陈铭珪是出于宗教信仰而笃信王处一的种种神迹，那么，丘处机为什么不可以出于宗教信仰而对宋徽宗这段神异之事信以为真呢？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宋徽宗因道教误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丘处机以此向成吉思汗劝道，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他又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
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关于北宋灭亡的原因，当时存在着多种解释，丘处机并不认为北宋灭亡源于徽宗佞道，因此才会以神异之事向成吉思汗劝言，而不必担心当场“穿帮”在没有绝对实证的情况下，多样化的解读是很难一一驳倒的。
丘处机的多种形象唐先生在书中举了不少例子，如元人刘志玄《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描述的丘处机像白皙无须，明人王世贞也说白云观中的“长春真人像白皙，然肤理羧皱，无须，若阉宦然”，也许这就是后人加工故事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