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掌晚清朝政大权的寡妇，一个深得恩宠、屡被提拔的近臣，再加上荣禄俊朗、潇洒的外表长相，自然会被时人乃至后世怀疑成秘密情人的关系。野史传闻，慈禧太后入宫前和荣禄乃系有过定亲经历，因为清廷的选秀制度才将这对苦命鸳鸯生生拆散。慈禧太后掌权以后，又和荣禄旧情复燃，甚至屡有生孕。再加上诸如《苍穹之昴》这类影视作品的演绎，慈禧太后和荣禄之间的特殊关系，几乎被坐实。
那么，历史上的慈禧太后和晚清重臣荣禄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呢？
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逝。按照清廷规定，朝廷重臣病逝前须上呈遗折，而荣禄死前的这道遗折就详尽说明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真实关系。
祖父和父亲、伯父的接连为国捐躯，除了让荣禄家族获得了咸丰皇帝“世笃忠贞”的至高评价，还让荣禄得以“蒙荫祖上”获得了品秩为正六品的工部主事实职。但终咸丰一朝，荣禄却也只做到了正四品的候补道。
《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四》记载了荣禄于同治朝的官职升迁：也就是说，在慈禧太后掌权以后，荣禄于短短数年便升至品秩为正二品，基本相当于省部级正职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作为慈禧太后的近臣，此时的荣禄可谓位高权重。由此来看，慈禧太后对于荣禄确实有着异于常人的恩宠。
可荣禄在临终奏折中，对于慈禧太后的特殊恩宠，有着极为明确的说明：也就是说，在咸丰皇帝驾崩的关键时刻，在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的“辛酉政变”中，荣禄曾经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如同被慈禧太后宠上天际的安德海一样，荣禄于同治朝的迅速升迁只是慈禧太后的报恩和培植自身党羽势力的必然结果。
《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四》如此记载荣禄于光绪朝的官职升迁：于光绪朝，荣禄虽然总体上是一路飞升，但在此期间还有着多次获慈禧太后重谴的狼狈。更重要的是，荣禄每次升迁的背后，都有着维护慈禧太后地位和权势的实际贡献。
同治皇帝驾崩后，荣禄“言于恭亲王，乃请颁诏，俟嗣皇帝有子，承继穆宗”，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慈禧太后在皇位继承人选择上采取“兄终弟及”而非“子承父业”引来的反对之声，从根本上推进了光绪皇帝的继位。由此贡献，荣禄会被晋升步军统领、左都御史和工部尚书这等重要官职，实属必然结果。
对此，荣禄在临终奏折中也有过提及：当穆宗毅皇帝宾天之际，皇太后亲命奴才迎请皇上入宫，以社稷重大之事，付之奴才。受命之下，惶悚感激，易可言喻！奴才虽竭尽心力，岂能仰报于万一耶？
可在此巨大恩宠以后，荣禄却迎来了长达七年的冷遇。“其后受任步军统领，触犯圣怒，七年之中，闭门思罪”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荣禄此次受重谴，乃系因为“慈禧皇太后尝欲自选宫监，荣禄奏非祖制，忤旨”所致。在恭亲王奕訢尚未退出权力中心的光绪朝初期，慈禧太后如果真和荣禄有特殊关系，又怎会舍得让其闲置长达7年之久？荣禄又怎会如此公然的违拗慈禧太后圣意？
至于其生命最后阶段的极度恩宠，也只是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以后，荣禄不管被命“留京办事”还是“诏至西安”期间之优秀表现所该得的回报。
光绪二十六年，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朝臣势力，“昏愚无识，尊信拳匪，蒙蔽朝廷”，力劝慈禧太后重用义和团攻击洋人教众，一直落得“宗庙沦陷，社稷阽危”的局面。
《细说清宫十三朝》中，记载了荣禄对义和团的看法和对慈禧太后的劝谏：中国与各国开战，原非由我启衅，乃是各国自取。遭义和团重创的西什库教堂俯视旧照但围攻使馆，决不可行。若照端王等主张，恐怕宗庙社稷俱罹危险，且即杀死使臣数人，也不能显扬国威，徒费气力，毫无益处。
事实证明，荣禄的劝谏之言可谓至允至当，可慈禧太后非但对其训斥以“你要是除这话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话”重言，还让其于府中“静候严罚”，以致荣禄在府中惶恐不安地度过了人生中最煎熬的40天。如果两人之间有着特殊关系，慈禧太后会如此对待自己的秘密情人？
或许，荣禄病逝后，慈禧太后对其的盖棺之论——“荣禄一生忠诚，庚子乱时，尤为尽力。他死后，哪个还有象他忠诚？”才是其深得慈禧太后恩宠、实现仕途飞跃的真正原因所在。至于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不过是慈禧太后寡居、荣禄官职飞升相互对照以后的后世臆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