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甑出现于新石器中期，距今6000年左右。一般为灰陶、黑陶，只是一种属炊器，外观像盆，只是在盆底部有很多小孔，这些孔洞可以方便蒸汽自下上达，《考工记》：“甑用之以蒸者也有底而七穿所以通火气也”甑在使用时需要将甑底套在鼎、釜等器口上，通过下煮上蒸的方式来蒸熟食物。甑的出现也意味着人类结束了只能火烤和水煮来加工食物的历史。
新石器时期的甑新石器中期的甑形似今天的碗，形体较小，底部有孔，新石器晚期腹部逐渐增大，开始向盆形发展，此时材质皆为夹砂红陶，推测偶尔也直接用火在其内部烤制食物；商周时期已经发展为泥质灰陶，形状皆为盆形，有的在甑中部附加耳，仅作为蒸具使用，不再用于烤制食物。春秋战国时期，甑与釜并成为主要炊器，甑的附耳退化，形状与盆几乎一致。
汉代的甑由于单体甑必须配套鼎、釜、鬲等一起使用，古人为方便使用将上部分甑、下部分改用空足的鬲，并且上下两器常常连塑为一体，这样便创造出另一种器物——甗。甗出现于新石器晚期，距今约4500年，《考工记》载：“陶人为甗，实二鬴，厚半寸，唇寸。”各地出土的甗新石器时期典型的陶甗，一般为黑陶或灰陶，上面有盖，中间束腰，下面三只空心足。使用时在鬲足下加热，使鬲内所盛的水煮沸，水蒸气通过中间的篦子，就可以将甑内的食物蒸熟，这样既能煮又能蒸。甗在实际上兼具灶与锅的双重功能，可将它视为是现代蒸锅的鼻祖。陶甗的设计体现出极强的实用功能，盖顶装饰把手方便拿取，束腰处为方便放篦子，三只空心足可以稳定的着地，在底部生火时还可增大受热面，提高煮物的效率。
制作时在陶土里面掺上沙粒提高耐火性，能够满足作为炊具耐火、耐高温的材质要求，能可经受火的反复炙烧而不裂不炸。但沙粒的掺加，降低了可塑性，所以陶甗往往都比较厚重。
龙山时期至夏代早期，流行敛口甗，同时具有斜平沿，大袋足两个主要特征，与之相配的器物组合为鬲、罐、尊、盉、盆等，甗与鬲共存，表明其功能虽有交叉，但煮食仍是主要手段；早商时期流行侈口甗，甗腰部多有附加堆纹，既有装饰作用、又可以加固甗腰，三足底部多抹光、找平，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之相配的器物组合为鬲、翁、盆、尊、罐。
商代中期，甗分化为两个类型：分裆甗和联裆甗，并以分裆甗为主流，分裆甗的三足较高，因此具有更深的裆部，底部空间更大，这便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支架木柴进行炊煮，提高了煮食的效率。甗的上半部分仍保持侈口鼓腹的形态，腰部装饰附加堆纹，与之相配的器物组合为、甄、篡、豆、瓮、盆、罐。
晚商至西周早期，火塘或灶坑逐渐普遍，平地炊煮已变为灶坑炊煮，因此联裆甗又逐渐占据主流，但裆部较高，仍然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放柴。此时甗多侈口，直腹、斜腹都有，腰部仍装饰附加堆纹，与之搭配的器物组合有鬲、篡、豆、盆、盘、壶、罐等。
西周时期甗皆为侈口，类型单一且数量急剧减少，与之搭配的器物组合为扁、敲、罐、豆、盘等，这一时期甗逐渐退出生活用具范畴，反映出炊煮方式有了一定的改变。
春秋战国时期，甗逐渐超脱其实用功能发展称为一种“礼器”，即身份地位的象征，尤其是铜甗或仿铜陶甗，在墓葬中多与其它器物形成固定搭配的组合。如咸阳任家咀秦墓战国早期墓葬多是鼎、簋、壶、甗组合，凤翔八旗屯秦墓、高庄秦墓中的战国早、中期墓葬多是鼎、簋、豆、壶、盘、匜、甗组合。
春秋时期的甗但是以上组合形式延续至战国中期迅速绝迹，到战国晚期釜逐渐替代了甗的地位，不但说明该类型的消失、甗的礼器地位渐衰落，也表明此时“蒸”的方式短暂让位于“煮”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此时战争频繁，对准备饭食的时间有很强的要求，煮的方式即可补充食物又可补充水分，一举两得，而蒸只能补充食物，仍然需要想办法补充水分；其次，甗因为体型较大，制造、使用、携带都不甚方便，尤其是甗腰纤细，虽然有附加堆纹的加固，但仍然容易折断损坏，不能适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快速行军作战，故此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釜”
釜既可以与灶、鬲等配套使用，还可以支架起来单独使用，使用更加简便；此外，春秋战国冶铜业发达，并逐渐出现冶铁业，金属制品的釜可以无限扩大尺寸，煮、炖、炒均可，一次为多人提供食物，更适合行军作战的需要，以至于后来逐渐发展为煮锅、炒锅、蒸锅等多个不同品种。汉代时随着冶铁业的发展，又出现铁甗，但仅出现于一些贵族墓葬和高等级建筑中，说明其礼器的象征意义有远大于实际使用效果。由于灶台的普遍使用，人们不需要在地面上进行炊煮食物，甗开始逐渐分离，这种趋势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明显，代之而兴的甑与锅的分体组合形式。
甑、甗这样一种看似简单、平常的炊具，承载了我们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它身上所体现了中国古代独有的设计理念和烹饪方式。甑一直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金属炊具流行以后，甑逐渐变为大尺寸炊具之一，一次可蒸大量粮食类食物，能满足各个时代发展的需要，至今一些地区仍使用其蒸制食品。此外还发展出酒甑，为中华白酒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