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有点大，但我想聚焦在3个人身上。
1841年5月24日，珠江口岸，英国军队锤爆清军，打得清军节节败退，缩回广州城。
当时双方参战人数是：英军2400人，清军人。
比例是1:7.5。
即便清军人数占绝对优势，但就是打不过。
于是英军乘胜追击，一顿炮轰，还扬言“血洗广州”
时任钦差大臣奕山，龟缩在广州城，为了活命，举白旗投降。
既然投降了，那就要和英军谈判，最终签订《广州和约》。
有两个条款至关重要：清军退出广州城60里外，并交出600万银元给英军。
奕山怕担责，向朝廷起奏，谎称英国人“向城作礼，乞还商欠”
道光皇帝批谕“准令通商”
当时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赔款，奕山就搜刮民脂，尤以广州十三行一带的富商为主。
最终，伍秉鉴一人就出了100多万银元。
凑齐600万后，奕山送给英国，本以为可以落得清静。
谁曾想，英军竟很快撕毁和约，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攻打厦门、浙江、天津等地，直捣黄龙，逼近紫禁城。
最终清朝廷妥协，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赔款2100万两白银。
朝廷钱又不够了，怎么办，再找商人要啊，于是，伍秉鉴又捐出了100万两。
一场战争，他前后共掏了200多万两，占总赔款的7%，妥妥的接锅侠。
如果这都惊到了你，那么请坐稳，你知道从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总共“捐出”多少钱吗？
1600万两白银。
如果硬要核算成现在的货币，保守估计也接近20亿。
可即便如此，伍秉鉴仍然背上了“卖国汉奸”的骂名。
那这个伍秉鉴是何许人也？他怎么如此有钱？
良叔查阅资料后发现，这位广州人就是当时洋人公认的世界首富。
2001年，《华尔街日报》统计，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有6个中国人：前五位都是从政的，唯独伍秉鉴是商人。
巅峰时期的1834年，他有2600多万银元，当时美国首富也才700万，不足他财富的三分之一。
而同期，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区区4000多万。
相较之下，伍秉鉴“富可敌国”
但他的“财富自由之路”，并不平坦。
那时，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与洋人通商。
皇帝颁布圣旨，只保留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其他口岸，一律关闭。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州是幸运的。
这也和广州人爱喝“头啖汤”，敢为天下先的性格有关。
生于广州黄埔的伍秉鉴，就是这样。
他为人低调、待人谦逊、人脉广阔、思想开放，是广州十三行商界的领袖人物。
1801年，美国商人阿斯特和伍秉鉴进行茶叶贸易，但是阿斯特缺钱，伍秉鉴毫不犹豫赊给他7万多的茶叶。
不料，阿斯特的商船在回美国的太平洋上，沉船了，货物尽毁。
伍秉鉴知道阿斯特没钱还债，就撕毁借条，还给了阿斯特回美国的路费。
这个一向高傲的美国人，临走时双膝跪地，给伍秉鉴磕了一个响头。
很多年后，阿斯特终于东山再起，成为美国首富，便将商船命名为“伍秉鉴”，还在书房挂了伍秉鉴的画像。
阿斯特说：“华盛顿给了我一个国家，而伍秉鉴给了我全部的人生。”就这样，伍秉鉴声名在外，很多欧美商人慕名而来，将他的“怡和商行”挤得水泄不通。
时势造英雄，伍秉鉴就是风口上的那只“猪”，一飞冲天。
他顺势而为，将商业版图扩张至全球：入股美国旗昌洋行，开展证券、保险业务；投资美国铁路、房地产、矿业；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中国区总代理.
彼时，繁华的广州港，往来的商贸船，大部分都与他有关。
这是他事业腾飞的基础，却也是他灾难的开始。
在当时的封建王朝，“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中，商人排位最低。
即使伍秉鉴是全球首富，珠江边的豪宅堪比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号称家有500仆人，但只要见到官府人，伍秉鉴仍需下跪，反复叩首。
就算被批准“平身”，他也必须低头，眼睛不能超过官服的第9颗扣子，要不然会被乱棍“打残”
官服不好伺候，洋人同样不好伺候。
伍秉鉴虽然投资了众多外国产业和公司，但并没有实际控制权，也无法插手洋人的具体贸易细节。
即使后来洋人在运茶叶的船里夹带私货，伍秉鉴也只有建议权，却没有决策权。
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就注定从那时起，劈他的雷已经在路上了。
这第一声惊雷，就是从天而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
1839年3月10日，“禁烟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所有广东高官皆来迎接，九响礼炮响彻天地，威震四方。
林则徐在越华书院题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之后他迅速下令，查封广州烟馆，誓将禁烟进行到底。
首富伍秉鉴闻讯瘫坐在地上，他预料到“大祸将至”
于是，他花重金从洋人手上买了1000多箱，主动上缴衙门。
林则徐勃然大怒，斥责伍秉鉴耍小聪明“糊弄官府”，当场就把伍秉鉴儿子关进监牢。
随后将伍秉鉴押解到英国人面前，逼迫洋商交出全部，否则就将伍秉鉴斩首示众。
但洋人根本无所谓，因为他们觉得，倒下一个伍秉鉴，还会有无数个“伍秉鉴”站起来。
林则徐也知道伍秉鉴并非“真凶”，便放了他。
之后，广州城开始了更严厉的禁烟措施，贸易中心十三行也被封锁。
英商被围困18天后，终于妥协，无奈交出两万多箱。
最终，林则徐在虎门硝烟。
而这，也成为第一次战争的。
之后，英国入侵，只用1.9万人就重创清军的数十万人。
最终，清军伤亡2.2万余人，英军伤亡才500多人。
为期两年的战争，以《南京条约》为终点。
这一声惊雷，几乎劈倒了世界首富伍秉鉴。
面对国力衰弱、任人欺凌的惨状，73岁的他老泪纵横：“宁为一条狗，莫为行商首！”战火纷飞的年代，就算是世界首富，也性命难保，更何谈荣耀与尊严？
没过多久，伍秉鉴去世，广州十三行也随之没落。
曾国藩说过：“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粤商就有这种“血吞”的耐力和拼劲。
就在战争时，1841年，广东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另一位未来的华人首富，降生在世。
他就是：张弼士。
张弼士的过人之处，是看透了清廷封建王朝的衰落，便把目光瞄准了海外。
他是中国近代海外淘金的先驱者，是“下南洋”早期的杰出代表。
小时候，张弼士家里很穷，只读了3年私塾就辍学了。
咸丰8年，梅州饥荒，为“混口饭吃”，17岁的张弼士漂洋过海，逃荒到印尼雅加达。
初期为了活命，他什么都干：挖过矿，也做过跑堂伙计，后来在华人开的温氏米行帮工。
他异常勤奋、肯吃苦，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
老板看他又精明，就让他管账房，还把女儿许配给他。
他还业余时间看书学习，很快就精通4种语言：客家话、粤语、英语、荷兰语。
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张弼士的经商头脑开始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他在雅加达开了一个酒行。
由于能屈能伸，善于应变，仁义宽容，生意蒸蒸日上。
有一次，一位国外年轻人和伙计们发生冲突，大家正想动手。
张弼士却吩咐：以和为贵，不要动手。
很多年后，那个年轻人，成了雅加达总督，还来喝酒，并致谢张弼士当年的大度。
就这样，有了总督的“关照”，张弼士在印尼的生意越做越大：种植橡胶树、椰子、水稻等，员工数万人；药材批发，销售网络遍布广州、新加坡、东京、纽约等；金融业，开办银行，办理华侨汇兑业务；开采锡矿、开发房地产.
以印尼和马来西亚为依托，张弼士赚得盆满钵满。
1869年，他的财产就高达8000多万两白银。
这是什么概念？
你要知道，清朝当年税收才7000万，居然比张弼士还少1000万。
而那时候有名的江南“红顶商人”胡雪岩，早已被张弼士甩出几个太平洋。
因为胡雪岩也才区区3000多万而已，只是张弼士财富的37%。
就这样，28岁的张弼士，一跃成为那时的华人首富，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张弼士有次从新加坡坐船去香港，结果那个德国轮船，只有洋人才能坐头等舱，身为华人的张弼士只能买到经济舱的票。
张弼士勃然大怒，当场撕毁船票。
没过多久，他就成立轮船公司，且票价是别人的一半。
德国船务公司扛不住价格战，就登门道歉，并许诺以后再也不歧视华人。
与之前受衙门盘剥的首富伍秉鉴不同，张弼士深得晚清朝廷重视，还特意为他加官进爵，且享有“见慈禧也免跪”的至高特权。
但他无心官场，只想“实业救国”，后来从印尼回国投资：出钱兴建铁路、扩充海军装备，开新式学堂；开办玻璃厂、机器织布厂、盐厂等；创立烟台张裕红酒厂，曾跻身全球4大红酒之一；1897年，参与筹办我国第一家发行的“中国通商银行”，出任总董.
张弼士的一系列举措，推动了洋务运动，也带动了中国制造业从手工到机器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他又捐赠巨款支持孙中山。
1912年，孙中山还去烟台参观张弼士的张裕酒厂，并题词：在1915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白宫接见了张弼士。
为此，张弼士连续2天登上《纽约时报》，轰动整个美国。
1916年，75岁的张弼士去世，当时新加坡和香港的英、荷殖民都降半旗致哀。
孙中山还赠联：“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张弼士去世后的第3年，也就是1919年，梅州大埔县又诞生了一个日后卓越的粤商：田家炳。
他16岁丧父，因为家贫，不得不辍学，扛起家庭重担。
无奈梅州本地没啥发展前途，加上当地“下南洋”风气日盛，18岁时，田家炳也顺势去了越南，继续做瓷土贸易。
他将家乡的瓷土运到越南，质量和产能很稳定，价格也低，所以10多个月后，田家炳就占领了越南市场的60%。
竞争对手很是眼红，就找他合作，没想到他一口答应，合伙成立茶阳瓷土公司，田家炳是最大股东。
不揾独食，有钱大家一起赚，是粤商的传统。
就这样，不到20岁的田家炳，成了越南第一的瓷土商。
但好景不长，1939年，日本侵占了汕头港，海上贸易被中断，田家炳被迫放弃越南的所有家产，投奔在印尼万隆的兄长。
从零开始的他，从小小的杂货店起步，3年时间就赚了很多钱。
1942年，日本又侵略了印尼，华侨被勒令撤出，且不能带走任何资产，包括现金。
但他留了一手，将巨额现金埋在了田里。
几年后日本战败，田家炳又回到印尼，想去昔日的田里把钱挖出来，结果那地方早已盖起了大楼，他的钱，自然“不翼而飞”了。
走投无路的他，只好跑到雅加达的五金厂打工糊口。
但他一直想创业，于是在1946年瞄准时机，辞职后借钱贷款成立橡胶厂。
战后急缺物资，所以他生产的胶鞋、雨衣、轮胎卖得不错。
打拼5年后，终于还清债务的田家炳，如释重负，也开启了新的征程。
他全面升级设备，提升技术，生产更高端的PVC产品。
市场又一次验证了他眼光的正确。
1958年，他已是印尼赫赫有名的“工业大王”
但那时，印尼排华情绪高涨，田家炳只好又放弃打下的江山，从印尼移居香港。
到了陌生的香港，又要被迫从头再来。
田家炳带着妻子和9个孩子，住的房子只有80平米。
他决定开厂做塑胶，但香港寸土寸金，他最终只拿到一块海滨土地，要建厂，得先填海。
那时从未有私人填海的先例，但田家炳，就敢这么干。
终于在1960年，田氏塑料厂开业，由于质量过硬，当年就打开市场，远销欧美、东南亚。
由此，田家炳被奉为“香港人造革大王”
从这以后，田氏企业历经1976年经济危机、1997年和2008年金融风暴，始终屹立不倒。
江湖人称“香港商界不倒翁”
但赚钱以后的田家炳，将更多目光转向公益事业：在家乡大埔县修建6条公路、23所医院、33所学校和126座桥；资助中国大学93所、中学166所、小学44所、图书馆1800余间.
累计捐出超10亿，此外，还把自己80%资产都捐赠了。
晚年，为了支持祖国教育事业，他还把香港5000多万的豪宅卖了，在隔壁租小房子住。
他不是首富，却被尊称为“中国百校之父”
人有三立：立名、立功、立德。
以田家炳为代表的粤商，真正践行了这种精神。
他一生的信条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广东，平原稀少、耕地贫瘠、天气湿热，古代被称为“南蛮之地”，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如今俨然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经济大省、科技之城。
除了时运眷顾，地势之利，想必和粤商精神也有脱不开的关系。
今天将伍秉鉴、张弼士和田家炳的故事送给大家，也是想提炼一下粤商的独特气质：务实善德、仁义为先，不排外、不揾独食。
这些气质，朴实无华，以至于像极了鸡汤。
然而，大道至简，就像查理·芒格所说：“好的人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理论，只需要以一些简单可操作好的观念作为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