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天才，也是学生们格外尊敬的“张教授”，他曾身患癌症，帮中国拿下五个世界第一，可是连职称都没评上，这是怎么回事？
属于张筑生的故事，要从1940年说起，他出生于贵州贵阳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命途多舛，先后经历两场生死危机。
第一次发生在他两岁那年，家里人突然发现他发高烧、打寒颤，走起路来也歪歪斜斜，医院诊断后给出的结果是“脑膜炎”
虽然张筑生成功得到治疗，但是小脑还是留下了难以恢复的损伤，再加上他13岁左臂骨折又遇到医疗事故，手臂肌肉和神经严重萎缩。
当时周围的人大多觉得，这个孩子恐怕是“废”了……然而，张筑生很快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大家的偏见。
他在数学领域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天赋，其他科目成绩也很优秀，最终考进了四川大学数学系。
这是张筑生传奇故事的开始，由于学习努力、思想觉悟高，他很快就被四川大学列为典型，学校方面经常组织大家学习他的先进事迹。
张筑生在四川大学学习期间，有那么多废寝忘食？
他从重庆到成都学习了三年时间，就连青羊宫、人民公园以及杜甫草堂这些地方都不知晓，更别提听川戏、喝川茶，聚会打牌这些事情了。
张筑生生活极为规律，一周七天都是“学习日”，每天早晨坚持学外语，甚至曾经因为太过专注而直接撞到电线杆子上。
不过，若有人因此觉得张筑生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左手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只靠一只右手，照样把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1978年，张筑生正式离开了四川大学，到北京大学当数学研究生。
哪怕是在天才云集的北大，张筑生也依旧熠熠生辉，从二三小事里就能看出来。
一是张筑生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受同学敬佩、老师信重；二是在某次考试中，有道题出错了，全国考生里只有张筑生一个人指出了题目错误。
对于张筑生的学术水平，指导老师是这么评价的。
“他根本不用来读研究生，以他的水平，来给研究生上课都够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数学系的研究生会尊称他一声张老师，乃至于张教授，大家都把天赋异禀而且学习刻苦的张筑生视做目标来学习、追赶。
熟悉张筑生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温和而刻板”的人。
说他刻板，是因为他把大多时间都拿来学习了，不看电影不去舞会，甚至不愿与人寒暄。
说他温和，是因为他虽然不喜寒暄，但为人大度、行事友善，无论是向他请教知识、探讨学问，还是请他帮忙，他都鲜少拒绝。
虽然人们都喊张筑生为张教授，但是他的职称其实并不高。
“教授”这个词，其实出现的非常早，直到宋朝开始才成为教师的称谓，后来一度成为官职。
至于我们熟悉的大学教授，1912年便已出现。
后来，国民教育行政委员会在《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中，将大学教员们分为了四级，从低到高分别是助教、讲师、副教授以及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沿用了这一套分级，大学教授的评定主要从学术影响、科学研究、教学工作以及学历背景等方面综合考虑。
其中“科学研究”这块，是张筑生评职称的最大障碍，毕竟他几乎将所有精力都奉献给了我国教育事业，实在没有精力从事科研工作。
1986年，张筑生刚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回来的时候，是有能力搞研究的，而且也有这个兴趣，只不过当时他接到了改革教材的硬任务。
由于编写教材本身不算是科研成果，所以不少朋友都跑来劝说他：“别把太多精力放在这方面，只有科研成果才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可是张筑生不这么看，他觉得编写教材对他来说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当即放下了研究到一半的学术课题，四处翻阅资料并作总结，编撰课本。
最终，在用废了一堆圆珠笔后，他写出了三册《数学分析新讲》，前后累计花费了超过五年时间，甚至在编出这套书后不久就查出了病来。
纵观张筑生的一生，一共也就写了三本书，除了上面提到的《数学分析新讲》外，还有《微分动力系统原理》以及《微分拓扑讲义》。
书名听起来平平无奇，可在教育界却是奠基石般的存在，就拿《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来说，这是国内这方面最早的研究生教材。
至于《数学分析新讲》那就更厉害了，连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昔日的“北大数学系十大才子之一”陈天权，都对它推崇备至，讲课时基本不离手。
学生们正是靠着这些书，顺利走向了学科的前沿，取得一项项惊人成果。
可是奠基人张筑生却没有收获什么，毕竟这些都是不计入科研工作量的。
对于这些荣辱得失，张筑生其实并不在乎。
所以他才能在被诊断出鼻咽癌的情况下，依旧跑去国家队，指导学生们参加数学奥赛。
要知道这同样是不算入教学工作量的，张筑生的努力，在某些人看来其实是“无用功”
1995年，张筑生正式成为了我国奥数国家队主教练，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个活是不计入教学工作量的，因此当时又有不少人来劝他：“年纪不小了，该为自己考虑，趁早评个职称，你的身体也不好……”这并非危言耸听，张筑生的病情后来不断恶化，病灶也转移到了肝部，腰部以下浮肿不说，稍微动作全身骨头都痛。
再加上后来又患上结肠炎，一天不知道要跑多少趟厕所，整个人时常处于一种虚脱的状态。
可即便如此，张筑生也依旧想着为国争光，一个人给几百个奥数选手培训是常有的事，从出题到判题再到讲题，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干。
不是不想找其他人给他分担压力，实在是当时有这个水平的人不多，许多人又有科研任务，很难临时安排到那里帮忙。
为了不让自己频繁上厕所耽误上课时间，张筑生在上课之前基本都不吃东西，只喝一点点牛奶来维持精力，身边的人心疼他，让他别这么赶。
可是张筑生说：“我赶一点，他们就快一点，中国数学赶超国际水平的时间就早一点！”拖着这样一副病重的身体，带着这样一颗炽热的心，张筑生带领一群奥数国家队成员，取得了极其优异的成绩，我国选手连续五届获得总分第一。
除了奥数之外，在医院这个“考场”张筑生也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为了不影响给学生们上课，他长期接受放射治疗，打破了协和医院放疗记录。
哪怕身上再痛苦，张筑生的神色也保持着淡然，偶尔还会有风趣的笑意。
比如某次上课的时候，张筑生疼痛难忍，不得不停了一下，然后叹道：“要积极乐观生活，也许老师经历过的痛苦，比你们加起来还要多……”2002年，在监考结束、批阅试卷的过程中，张筑生倒下了。
虽然被送到医院紧急治疗，但到底还是没能挺过来，在一个月后永远离开了。
令人惋惜的是，他直到最后也没能评上职称，没能够评得上博士生导师，这令他的无数学生为他抱不平。
除了学生之外，许多老师也觉得他应该有职称。
毕竟老师们也很佩服他，在他开设的“数学教师研讨班”里，不少老师跟着他专业水平都提升了很多。
在那些进修的数学教师看来：“张老师是个很神奇的人，大家的问题，他总是能巧妙地解决，而且方法很精简，两三行算式就能比得过别人几页推算……”如此辛苦，按理说应该有不少收入，可实际上研讨班开班的头几年张筑生一点钱都没拿，后来实在抵不过学校方面要求，这才拿了点授课费。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筑生不愿意躺在医院里，想要出现在讲台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与其在痛苦中煎熬，不如在思考中快乐，在工作中度过最后的时光。”如此动人的奉献精神，如此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而他身上值得学习的地方又何止是这些呢？
在张筑生身上，还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分别是冷静、淡泊及。
首先来说冷静，听到癌症这种东西，想必很多人直接就慌了神。
可是张筑生不一样，他不只对其不畏惧，就连他的病都是自己“诊断”出来的。
一开始，张筑生觉得自己的鼻子可能出了一些问题，于是找了些医书看，最终确定了这一点，这才过去找了学校卫生科的医生。
北大卫生科没有精密的仪器，医生的水平也不算突出，于是在简单看过之后，给出了一个鼻炎的结论，顺带还给他开了一些药。
回去吃完药后，张筑生觉得情况并没有好转，于是再次找到了学校医生，对方有些哭笑不得，直接反问他：“你老觉得有问题，难道是想得癌症吗？”要知道，当时的人们对癌症这个词大多避之不及，医生怎么也没想到，张筑生淡定地回复了一句：“是什么病就是什么病，就算是癌症也要直面它。”后来诊断出鼻咽癌，张筑生的情绪比身边人要冷静得多，该怎么就怎么，这令他周围的人都感到很敬佩。
至于“淡泊”，那就是关于“北大零零一号博士毕业”的故事了。
其实张筑生当时本来可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博士”，可他本人不着急，学校方面急也没有用。
后来，其他人摘走了这一极具纪念意义的荣誉，张筑生还是不着急。
虽然张筑生没能摘得“头彩”，但是他的博士证书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当然他自己不在乎，他只在乎两件事情，那就是数学和教育。
最后要说的就是，这里指的是对数学的与热爱。
北大虽然是高等学府，但里边有不少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自己所学的内容失去兴趣，就拿北大王垦来说，他自己也承认：“入学前两年干劲很大，读了不少书，可是后来逐渐对专业失去了兴趣和信心，也不敢同旁人说，整个人都闷闷不乐的。”天赋异禀、学术成果斐然的王垦尚且这么说，就更不用说其余的人了，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惑。
可张筑生不一样，他始终坚定的热爱数学。
张筑生说：“要将专业视作宗教，持之以恒，才能有所作为”
我们都应该从这句话中得到启发，在找到目标后，要努力做到长久热爱，不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更不能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
遇到问题保持冷静，平时的生活中保持淡泊，对于选定的目标保持热爱，这就是走向成功的秘诀。
再加上那一份爱国赤诚之心，这就是北大明珠、令人景仰的“张教授”，希望大家都能从他的故事中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