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百年前，鲁迅先生曾写下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今日之时，我们在这个社会也听到了同样壮阔的声音。
一般来说，我们提起知名大学的教授，都觉得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尤其是那些有真材实料的学者，更容易让普通人带着敬畏之心。
但如果有这样一位学者：你会怎样想？
他是郑强，如果在近几年网络发达的年代里，他绝对能算得上是一个“网红教授”他严肃的学者身份与犀利大胆的演讲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对历来学界提倡的“科学无国界”的观点大加批驳：“谁培养的没国界？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把你培养了，不是美国人培养的！你说没国界！培养完了你们都到美国去了，那中国谁来建设？”他在某高校大学军训开幕式上说：“美国人不怕中国人培养博士，怕的是我们在座的同学有像解放军指战员那样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他看到竟有空姐的研究生专业，直接吐槽：“空姐有必要招研究生吗，培养人才去天上推车倒水？”他言辞激动，揭开国耻与历史伤疤：“你每年应该在那个坟前，在我们那个遇难的墙前面磕头啊！把这磕出血来，日本人就知道中国人没有忘记以前受到的日本的侵略！”他在民族产业问题上说：“二战后奔驰和丰田就该灭了，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民族舍不得，节衣缩食地买自己的车，是这些民族用钱堆出来的。你越不买，国产车越得不到资金的周转，技术越得不到提升，他怎么可以跟外国竞争呢？自己的民族工业连自己的民族民众都不支持，它会发展吗？”他谈到国家，吼道：“中国的大学生不要跟我傻到这种程度，连美国都羡慕30年怎么就这么冒着，一直不下来？你为啥不羡慕？为啥人家看得都羡慕，你还在说这个国家不好要改一改。”情绪强烈、用词大胆、针砭时弊，在这些涉及中国教育和民族问题的尖锐发问与锋利指向的言论中，郑强火了。高调、张狂，“中国最牛愤青教授”，是网民给他的称号。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教授，郑强的讲座和演讲的主题大多不是围绕学术问题，而是频繁提到“爱国”“教育”两个主题。
但有关郑强本人的争议一直不断。
有人反驳他，你大谈教育，说这不对那不对，却没提出个方案，自己的儿子中学时还被多次退学；有人质疑他，一个高校教授，不沉下心来做学术，到处高调做演讲，有表演型人格，把自己炒得像三流老师；有人讽刺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像个愣头青，说话十分粗暴，观点过于偏激，有失偏颇，经不起推敲。
然而，在这些背后的故事是：他的两个儿子分别被川大和复旦大学录取；他的学术工作没有被搁置，百科就能告诉你一长串他的学术成果。而至于那些大胆言论，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对于那些备受争议的演讲，他本人回应：“仅凭一个人讲话的风格、姿态，去随意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是不对的。‘愤青’既是对我所表达思想的一种表述，又是对我充满激情的讲话方式的描述。这描述了我作为一所大学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应该表现的责任。”郑强出生于1960年，在浙大读本科，后来又在川大、日本京都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毕业后便回了国。当时他学成回国的时候，几十个打算留在国外的同学劝阻他，留在国外机会更好啊。他没听，钱学森能冒着生命威胁回国，他郑强为什么要向富贵名利低头？
而也正是因为自己当年经历，和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热”和“媚外”的背景下，他发出了“科学有国界”的惊人语录。但显然，他想说的并非是科学本身存在国界，而是国人需要带着怀着一身学识，坚定地站到国家的阵线上。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出生与成长的时间段，与国家在挫折中前进的时间线重合，因此家国情怀更加浓厚。
然而，如果仅是沉浸在学术研究上，郑强并不会被大众广泛认识，最多只能在本专业学术领域小有名气。
当年在浙大执教时，他连续三届被学生评为“我最喜爱的浙大老师”讲课讲得好？毋庸置疑，但只是这样吗？他说浙大比他更有真才实学的人多了去了，而他会对学生掏出真心，与学生保持真情的沟通。
当今大学常常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教授都忙着做学术、做项目去了，根本不管自己的书教得怎么样，学生学得怎么样。
当郑强走出浙大，当他的声音传向外界，他与刻板印象里的教授截然不同的风格，过于强烈鲜明的个性，让他迅速出圈了。
不过，从前几年开始，郑强渐渐“沉寂”了：演讲越来越少，语录越来越少，张狂越来越少。
2012年，他身份成了贵州大学的校长，这时他52岁。
抗战期间，浙大校长竺可桢率领全校师生西迁，后在贵州定下，那七年，浙大先后涌现出了李政道、贝时璋等精英人才，在那里学习和工作过的院士多达50位，浙大在那个阶段的成长，使得它被誉为“东方剑桥”
2001年，浙大与贵州大学结成对口支援伙伴。然而，即便如此，那些年贵州大学的发展也并不乐观。郑强是浙大向贵州大学输送的第二任校长。
除了因为教育部计划，报答当年贵州对浙大的养育之恩，郑强到贵州大学任职，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对中国地区教育差距的忧心与想作为。
他知道浙江与贵州的发展差距，知道浙大与贵大的不同，但刚到贵州大学时，郑强依然惊讶又痛心：他愤怒吼道：“你们只知道骂这个腐败那个腐败，看看你们自己！”郑强的到来，像给一潭死水的贵州大学，投下了一个深水，将池子里的腐朽和麻木落后全都炸了出来，然后再进行翻修重建。
贵州大学校门口乱七八糟的树栽好了，校车通了，贫困生补助高了，酿酒、茶叶等一批特色专业开通了。从2012年开始到十二五计划结束，国家拨了60亿专项资金对这些高校进行支持。而在贵州大学的四年，他为贵州大学争取到了50亿资金，甚至还留下了“郑强奖学金”、“郑强助学金”
但郑强带着一头白发离开了贵州大学——在贵州大学的民主选举会上，郑强选票垫底。这不难理解：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遭到重重阻力与敌意。百年前，蔡元培和陈独秀先生在北大的改革，也是活生生的例子。
多年前，郑强在看完《高考1997》这部电影后，泪湿眼眶。郑强刚好赶上了高考恢复的第一年，他考上了一所大学，但由于还在高一，他便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在第二年考上了浙大。
当年，他住在重庆沙坪坝的郊外，考场在重庆市中心的重庆八中，路程很远。上午科目考完，他便坐在路边啃几个馒头，准备下午的考试，“但我一点都没认为当时的生活困难是痛苦的。”“提到痛苦，我更多的是想到现在”，郑强补充说。
中国当今飞速发展，中流砥柱大多是他这一年代的人。郑强会思考，这些人是怎么牛起来的？我是怎么牛起来的？
他很快得出答案，是因为当年那些教他们的大牌教授。那些年，教书育人还是大学老师的首要目标，个人的升迁反倒次要。
正因如此，郑强不厌其烦地谈教育，谈高校。他反对过早掠夺式开发儿童的智力，因为这会伤害他们今后对未知的欲望；他强调素质教育是人的精神，纯粹的技能教育让那些成绩好的学生，渐渐落于下风。
在外界的“不务正业”的非议与指责之下，郑强却认为自己做的这件事，价值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专业。
“走出去晚上睡一觉，明天早上把郑老师讲的忘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长此以往，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他就会慢慢树立一些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科学观。”正是对中国学子的期盼，对中国功利教育的忧思，使得他从一名学者变成一个演讲者。个性里的高调张狂，观点的激进尖锐，是为了唤醒国民。不痛不痒的表述，会有多少人听进去呢？
对于有头脑，会思辨的人，会对郑强的观点十分不满，因为他只朝一个面激烈地说，不提另一种可能。但郑强要唤醒的，并不是这些已经清醒过来的人，而是那些功利而麻木的人。这不禁让人想到当年的鲁迅先生、陈独秀先生，直击现实弊病的声音，总是异常刺耳。
他再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到任不久后立刻撤掉3名副校长，与当地企业、医院进行校企合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陆续分批次聘用两百多名博士。
正如他当年所说，在大学里，一个老师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就是无尚荣耀的事。流言也好，非议也罢，他不是只在高谈阔论，做的事情和实效，清清楚楚摆在那里。而那些说出口却没能成为现实的教育展望，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与借鉴。
从贵州大学离开时，郑强头发灰白，也早已没有当年那般激进，不过，他却仍然开着9万块钱的国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