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浮尸”案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耻笑。弟弟伍员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员四处逃亡。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败齐兵，威震天下。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于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贾祸，真话说不得，犯颜极谏，龙颜就要大怒，要杀头。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还是伯否这样的人好，花言巧语，哄得君王高兴，有多少荣华富贵。人为什麽不追求荣华富贵而要自寻死路？中国的历史上，伯否这类人，如荒原上的野草，葳葳蕤蕤，十分繁茂。偶尔也会生出一个伍子胥一样的人，说话行事总是爱惹麻烦，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不管不顾的人，总是难得长命。惟其如此，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像伯否一类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案，“兔死狗烹”案第三案，“车裂”案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戊戍变法”是失败了，他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遇。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在这个保守的国度，要变更祖宗之法，谈何容易。但商鞅却成功了。商鞅成功，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开始，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悬赏五金，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兑付了赏金。“民怪之”，是因为缺乏公信力。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不准吃“大锅饭”这一条出自于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锅饭，难道我们今天的智慧比不上两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难执行，因为大家都反对。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岁头上动土，商鞅之胆略可见。“明日，秦人皆趋令”我们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难题是“执行难”法令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最终取得成功。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处环境，十分偏僻、闭塞。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到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案，“聪明误”世上什麽最有力量？当然是权，蒯大富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最大的权是皇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次有力量的是钱，老百姓说，有钱使得鬼推磨。现在的说法是，“利益驱动”还有一种力量，可以独立于权钱之外，那就是“势”有关“势”的研究和学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韩非子那里。韩非子说，“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第五案，“无兵造反”案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刘邦可说是“常败将军”高祖二年，刘邦率五十余万人伐楚，至彭城。项羽率三万精兵击汉军，大破之，汉兵死者十余万人。刘邦带着数十人仓皇逃遁，一路上几次要将女儿推下车。这一仗，刘邦的父亲和皇后也被项羽捉去。高祖三年，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弹尽粮绝，将军纪信假扮高祖模样诈降，刘邦率数十骑狼狈而逃。刘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项羽包围，复遁，逃入韩信军中，收韩信之军。高祖四年，刘邦在广武被项羽伏射中胸部，假意摸着脚说，射中我指头了。逢羽必败，我断定刘邦患有严重的“恐羽症”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死龙且，斩断项羽臂膀。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
高祖五年，楚汉决战垓下。开始韩信、彭越不到，刘邦大败，“深堑而守之”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愿与韩信、彭越“共天下”，把两人哄了来。垓下之战，据《史记》记载，“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整个战役，全由韩信指挥。垓下之战实乃韩信之战。呼风唤雨，波澜壮阔，四面楚歌，英姿飒爽的韩将军与拔山盖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谱写了一篇壮丽凄绝的英雄史诗。
韩信，刘邦不在现场，但他可以用嘱言或锦囊的方式，把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许多罪案中，主谋不亲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说韩信谋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无兵造反，自取灭亡，韩信莫非有病？况且，韩信与陈豨的对话，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泄漏出去，定有杀身之祸。却纪录于史书之中，而且绘声绘色。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
第六案，“忧愤悲歌”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死时年仅五十七岁，有人说是活活气死的。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一忽儿上，一忽儿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政和二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言事忤权贵”，被迁为起居郎。生性刚直，容易得罪人，初入仕途就遭当头一棒。
宣和元年，上书力陈国事，“朝廷恶其言”，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当一个监税小官。脾气不改，又得罪人，再给一棒。宣和七年，被任命太常少卿。金兵南下，宋徽宗胆怯。李纲“刺臂血上书”，请徽宗禅位太子。如此大胆，实在少见。
李纲运筹帷幄，准备大举反击。有姚平仲急于邀功，受了小挫，宰相李邦彦乘机中伤李纲，钦宗罢了李纲的官。消息传开，京城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为李纲。钦宗无奈，命李纲复为尚书右丞，重负守城之责。不久，以“专主战议，丧师费时”之罪，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
金兵再来的时候，钦宗觉悟“和议之非”，又想起李纲来了，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
高宗即位。任李纲为宰相。李纲锐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顿军备，准备北伐。其坚决抗战的主张，遭到黄潜善、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被视为眼中钉。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放逐鄂州。十几年来，李纲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屡遭贬谪。
三个皇帝，徽宗、钦宗、高宗，一个比一个昏庸。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投降派，蔡京、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勋、李邦彦、蔡懋、唐恪、耿南仲、张邦昌、汪伯彦、黄潜善等，把持朝政，迫害忠良。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绍兴十年，李纲在悲愤与忧郁中病逝。为什麽，忠与奸的斗争，如此艰难，且常以忠良枉死为结局？
第七案，“莫须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乃是天经地义。岂止是杀害了一个岳飞，那些昏君、暴君制造了多少劫难，到头来，百姓们仍要俯伏尘埃，叩首欢呼，万寿无疆。
“愚忠”的并非只有一个岳飞。时空转换，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到网上去看看，颂扬秦始皇的，仍大有人在。“万寿无疆”的理念跨越时空。孔孟之道，控制中国人思想几千年，如泰山。区区某人，想要挣脱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去批评岳飞的“愚忠”，“愚忠”其实是一种美德，完全符合东方价值观的教义。关于岳飞，还有一个有趣的争论：岳飞究竟是谁害死的？
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早些年，人们经过秦桧像时，都要啐上一口。传说秦的后人觉得很没有面子，便把秦的铁像悄悄投到西湖里。哪知整个湖水发出恶臭，人们循臭味找到秦桧像，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飞墓前。世人皆知，是秦桧害死了岳飞。
第八案，“谋逆”案明朝的太监，时常在朝廷中作祟，把军国大事搅得一塌糊涂。英宗时闹出“土木之变”蒙古人犯大同，太监王振鼓动英宗亲征。兵部侍郎于谦力谏，不听。第二天就出发，“事出仓卒，举朝震骇”五十万大军未至大同，粮草不继，饿死者不计其数。进至大同，无法作战，只得回师。王振是河北蔚州人，挟持英宗朝蔚州去，走了不远，又恐大军踏坏自己庄稼，改道向东去。到了土木堡，距怀来城已不远，大军欲入保怀来城，被王振所阻，因王振私人辎重千余辆未至。蒙军追及，英宗被俘，王振被杀。
一个浑王，昏聩如此；一个佞臣，跋扈如此。国家大事，如何不坏？“土木之变”，“劲甲精骑”死伤数十万，北京城只剩数万疲卒。人心惊恐，军无斗志，一帮投降派大臣惊慌失措，主张放弃北京南迁。危难之际，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严厉斥责投降派，坚决主张抗战，在乱作一团的朝廷上力主诛杀王振余党马顺。一面调集各路军马，部署北京保卫战，军民抗战情绪空前高涨。蒙军围城，激战五天，终被击退。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赖于谦之力，力挽狂澜。此后，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代宗皇帝，君臣一心，革除弊政，建立新军，加强边防，国力稍振，敌寇不敢入侵。世事无常，祸生不测。本是大好局面，突然急转直下。景泰八年，发生了“夺门之变”
先前，于谦等将被俘的英宗迎回，奉为太上皇。景泰八年，代宗病重，权臣石亨等与太监曹吉祥密谋，“谓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几个阴谋家拥英宗夺宫门而入，宣布太上皇复位。以“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为罪名，坐《谋逆律》，斩于谦於市。
抄家的时候，发现于谦家“无余资”，没有钱。只有正室锁得很牢固，打开一看，都是皇帝所赐蟒衣剑器。
当官多年，家中居然抄不出钱来，如此清官，实在罕见。于谦一死，蒙军再来犯，皇帝就后悔了。旁侍的官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默然。《明史》说于谦“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这是成化初为于谦冤狱时皇诰上的话。说得非常贴切，天下广为传颂。我尊敬于谦，不仅因为他家中抄不出钱来，不仅因为他抗敌救国，力挽狂澜，还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读于谦的诗，就会有一股清气，一股天地之间浩然之气，令人激动不已。诗如其人，浩气凌云，是于谦的本性。于谦的《北风吹》、《咏煤炭》，还有那首极为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品、人品，辉映千古。于谦之冤较之窦娥之冤更令人撕心裂肺。
第九案，“反间计”袁崇焕这个名字，因为金镛的缘故，广为人知。袁崇焕像磐石，横亘在金兵入关的路上，坚不可摧。金兵几次撞击，如以卵击石，头破血流。开创满清大业的努尔哈赤，可谓是一代天骄。可是这位天骄，撞到袁崇焕这块石头上，一命呜呼。
明天启六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十万精兵围攻宁远。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不救。一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从焕率领，英勇抗敌。这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结果金兵被击退，努尔哈赤负重伤，并于是年死在沈阳。
第十案，“百日维新”案百日维新，轰轰烈烈一百零三天，结果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於瀛台，维新党如鸟兽散，六君子被斩於菜市口。一段十分惨痛的历史。
这段历史究竟引出了什麽教训？其一，依照牛顿第一定律，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中国这个国家，最大特点，是质量太大。五千年历史，积淀太厚，如泰山，更兼数亿人口，决定了中国巨大的质量。如此巨大的质量，其惯性超乎想象。像一个质量巨大的星球，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运行，要改变其运行方向和轨道，谈何容易。有一本《趣味物理学》讲到如果地球突然停止运转会怎样，那将是一场灾难，所有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会被以极高的速度抛出去。因此，要想改变中国，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和了解他巨大的质量所生成的惯性力。
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一群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二者结合，就要旋转乾坤。康有为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就是这个“速”字，导致其最终失败。在菜市口慷慨就义的康有仁，批评其兄：“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恰是一语中的。
在中国，任何激烈的变革，都是不适宜的。你不可能用很短的时间，猛烈地改变中国，因为它的质量太大。牛顿已经用他的科学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