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话题度最高的电影，当属港片《正义回廊》。
故事改编自发生在2013年的真实案件。
当年29岁的周凯亮，与35岁的同伙谢臻麒一起，杀害了他65岁的父亲周荣基，与62岁的母亲萧月儿。之后，周凯亮通过电视媒体假装寻亲，并在脸书上开设“失踪的爸爸妈妈”专栏。
但警方调查发现，周凯亮才是幕后凶手。真相一出，震惊香港，媒体称之为“大角咀逆子弑双亲案”
2015年3月20日，陪审团商议不到7小时后，以8:1的比例，裁定首被告周凯亮两项罪罪名成立，同时一致裁定次被告谢臻麒两项罪罪名不成立，并判处次被告承认的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监一年，但因为他判前已被押将近2年，覆盖了刑期，所以宣布当庭释放。
以这个案件为对象改编的《正义回廊》，尽管因为涉及大量血腥残暴的画面，在香港被列为限制观影年龄的“”，但还是斩获了4300万港币的票房，在同类型电影里，属于特别突出的成绩。
更厉害的是，它还在金像奖上，拿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两个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等核心奖项的16个提名。
一个已经结案的凶杀案，被改编为别的“”，却在票房和奖项提名上，取得如此斐然的成绩，难怪香港媒体把它称为“黑马”
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换句话说，它是如何在大众对案件已经耳熟能详的情况下，还能把它讲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这就要说到《正义回廊》的故事结构。
在前半个小时左右，电影用的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套路。
这两条线合在一起，就是大部分观众知道的关于案件的大体情况。
从这里开始，电影才真正开始叙事各方的角力。
导演何爵天在这里借用了西德尼·吕美特的《十二怒汉》，和黑泽明的《罗生门》，让不同职业的人，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判断，来讨论两名凶手作案时的可能性细节。
但何爵天的野心，也在这个时候彰显清晰。
他并不满足于《十二怒汉》和《罗生门》那种基本上仅限于局外人的视角，反而也要故事的两位主角参与进来。
这么庞大的人群，集中在一起重演、讨论和推断案情细节，让法庭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角的表演舞台。
从律师、犯人到证人，基本上每个人都很努力地在“表演”，看谁能把自己理解的案件说得动听，谁能让陪审团那九个不能发言的人相信，谁就能成为赢家。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电影对观众抛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坏人会不会说实话？
能不能够？
倘若观众能主动去思考导演抛出的这些具体问题，那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引导向电影更抽象但也更有价值的核心诉求上来，这就是——原来我们以为的真相，其实很模糊。
而人心所向的正义，同样也很模糊。
在检控官朱爱伦，和游嘉莉、吴冠峰两位大律师的轮番诘问下，《正义回廊》不断地以新的证人和供词为基础，重演案发情境。
但何爵天的妙处在于，就在观众要对这个嫌疑犯产生同理心时，他紧接着让陪审团成员提出疑问：我们在审判过程中所产生的同情，会不会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情感投射？我们有没有可能被他和家姐的表演给骗了？
如果意识到这一层，很难不脑袋发麻：比起厘相，所有的攻防追问，或许从来都更像是一场煽动人心的表演。
说得更直接些就是：原来所谓的真相和正义，其实是模糊的，而且是可以被表演出来的。
这就是《正义回廊》核心题旨，也是它之所以在讲述一个大众已经知道结果的案件时，仍然能够收获如此多的认同的关键所在。
说到真相和正义的模糊性，其实港产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都有这个特征。
稍远一点的经典电影是《无间道》。
在这部片里，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越来越难以下定论。
稍近一点的经典电影是《拆弹专家2》。
在这部片里，主角对自己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拿不定主意。
再到当下的《正义回廊》，它依旧有对类似主题的回应：审判席上的两个人，到底谁才是真凶？以及由此衍生的，真相和正义到底是否可信？
这些电影，从气质上来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底蕴。
它们在讲述剧情耸动的香港故事时，表面上看是对警察、律师、罪犯的身份进行追问，但实质上又是对身份、真相和正义的深层追问。
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