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威尔逊编者按据多个媒体报道，哈佛大学教授E.O.威尔逊于美国东部时间12月26日下午去世，享年92岁。
正如威尔逊的同事、哈佛大学演化生物学家HopiHoekstra所言，“人们会非常想念他”
●●●威尔逊1929年生于美国的亚拉巴马州，从小就酷爱博物学，立志长大以后成为鸟类学家。他不幸在一次钓鱼事故中右眼受伤变残，考虑到一只眼会严重影响野外观察鸟类活动的效果，便决定改学昆虫学。这样的话，尽管只有左眼一只好眼，但在显微镜下观察昆虫形态，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威尔逊暴得大名是因为他的《社会生物学》一书。该书197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名为《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是一本厚达700页的大书。这本书的问世，不仅标志着社会生物学这门崭新学科的诞生，还引发了一场20世纪最重要的学术争议。
争论主要源自该书的最后一章，在该章中威尔逊把社会生物学应用到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上去。因此，他认为，人类的许多社会行为，都是因为对物种的生存有益，因此通过自然选择筛选、保留而演化出来的，这跟其他生物没有什么不同。万没想到，这下子他竟捅了个大马蜂窝！
按说他们三人在同一个办公楼里上班、在同一个系里共事，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完全可以面对面地讨论——哪怕是争吵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令威尔逊不解的是，理查德·莱万廷与古尔德背着他，连同另外15个人共同署名，在1975年11月13日的《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题目为“反对《社会生物学》”
被包围在批判声中的威尔逊再也不能忍受别人往自己身上泼脏水了，于是他在1975年12月11日的《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封反驳信。他在信中指出，他的批评者不仅歪曲了《社会生物学》及他本人的科学用意，而且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这严重违背了科学研究领域的自由探索精神。
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那封公开信的签名者中有两位是跟他在同一座楼办公的同事，而他居然是在那一期《纽约书评》上了报摊之后才看到公开信的。试问究竟是谁在背后搞阴谋呢？
威尔逊之所以反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公开信中曾指责《社会生物学》是宣传美国右翼的政治观点，而且影射威尔逊参与了右翼的阴谋活动。
威尔逊的反问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理查德·莱万廷和古尔德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中，都曾是活跃分子。
正当美国的这场关于“社会生物学”的论战方兴未艾的时候，1976年在大西洋对岸的英国，牛津大学一位年轻的动物学讲师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一书。道金斯在书中主要想把演化生物学研究的新进展介绍给行外的人。其中的内容涉及我们前面所介绍的那些生物学家以及他们提出的各种理论。他书中的很多观点十分接近威尔逊的观点，但也有些不同。
首先，他引进了两个新概念，一是把生物体称作“运载器”，二是把基因称为“复制品”依照他的观点，只有基因才是不朽的，每个生物体只是基因的载体，基因可以通过复制，从一个载体传到另一个载体，历经无数世代。在这个过程中，生物体只是一个暂时的运载器，其作用是负责把复制基因传给未来的世代。因此，自然选择是在基因水平上起作用的，而不是上面提到的“个体选择”，更不是“群体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道金斯比威尔逊更激进。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威尔逊啥事了。
恰恰相反，1978年2月13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威尔逊走上讲台正要做报告时，突然冲上来一位女子，将手中的满满一杯水浇到威尔逊的头上，台下则有一帮学生为她助威，不停地齐声高喊：“威尔逊，你全错了！”“威尔逊，你全错了！”有意思的是，“威尔逊，你全错了！”在英语的习语中是：“Wilson,you’reallwet”；如果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直译的话则是：“威尔逊，你湿透了！”在这场“闹剧”的全过程中，威尔逊从未失态。他擦干了脸上的水，继续做完学术报告。
尽管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饱受争议，但是，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从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曾荣获美国总统卡特颁发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也曾荣获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克拉福奖。他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美最有影响力的25人”之一。
“老树春深更著花”是顾炎武的名句，现在一般用来赞美人到暮年，雄风犹在、壮心不已。在我心目中，E.O.威尔逊是学术界最不负“老树更著花”这一美誉的。他虽已至耄耋之年，自1996年从哈佛大学教职上退休以来，老当益壮、勤勉著述、新作迭出，于今已出版了16本书。他的新著《创世记：社会的深层起源》，即是他退而不休后的第16本书。“著作等身”这一成语用在威尔逊先生身上，不再是一种隐喻，而是实情描述。
鉴于此，威尔逊先生在本书“引言”中写道，“事关人类处境的一切哲学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三个：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第三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命运与未来。然而，要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前两个问题有准确的把握。总体而言，对于前两个涉及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出现之前更久远的历史的问题，哲学家们缺少确凿可证的回答，于是，他们也无力回答事关人类未来的第三个问题。”坦率地说，我尤其认同这段话，因为长期以来，我对哲学能够指导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神话”，一向持怀疑态度。
威尔逊先生还指出，长期以来，对人类的由来及其存在的意义，解释权都为宗教组织所掌控。地球上有4000多种宗教幻想，形形的宗教幻想带来了纷繁的部落意识，而部落意识又正是“人类的起源方式带来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他追踪了长达几十亿年的生命演化史，其如椽大笔一挥，浓墨重彩、举重若轻，令人叹为观止：“地球生物历史始于生命自发形成的那一刻。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生命先形成细胞，再形成器官，又形成组织，最后，在过去两三百万年里，生命终于创造出了有能力理解生命史的生物。人类，具备了可无限拓展的语言与抽象思维能力，得以想象出生命起源的各个步骤——‘演化史上的大转变’。”他进而指出，这些“大转变”依次为：1.生命的起源；2.复杂细胞的出现；3.有性繁殖的出现，由此产生了DNA交换与物种倍增的一套受控系统；4.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5.社会的起源；6.语言的起源。有趣的是，为什么是“6”而不是另一个数字？同以人类为视角，为什么“脊索的出现”“颌的出现”“脊椎动物登陆”“羊膜卵的出现”，抑或“人类的起源”等，不能算作同等重要的“大转变”呢？这不禁让我想起布封在划分地球历史的自然分期时，也是用了“6”这个数字，恰恰与神学《创世记》中上帝用6天创造了世上万物不谋而合。或许，“6”这个神奇的数字真是“天生”地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
值得指出的是，威尔逊先生对生命大历史的描述，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妙趣横生：“于是，没有任何确切目的，仅仅凭借着变幻无常的突变与自然选择前行，在爬行动物时代就出现了的导向系统的引领下，经过三十八亿年，这副包裹着盐水、两足直立、以骨骼支架撑起来的身体，终于跌跌撞撞地来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站立、行走，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奔跑。我们体液里的许多化合物与分子跟远古海洋的组分大体一致。”本书余下的四章分别是：4.追踪漫长的社会演化过程，5.迈进真社会性的最后几步，6.群体选择，7.人类的故事。在这一部分，威尔逊先生指出，个体间简单的合作在生物界十分普遍，早在细菌中已见端倪；而众多较为进步的物种，均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与合作。然而，只有极少数物种达到了高度的“真社会性”，其中以蚁类、蜂类与人类最为著名。这些具有“真社会性”的类群，都占据了陆地生态系统中“霸主”地位。
同样，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史也表明，人类迈向“真社会性”的路径与其他“真社会性”动物如出一辙。社会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群体之间的竞争，其中不乏激烈的冲突。
苗德岁，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理学硕士，美国怀俄明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后。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6年获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是亚洲首位获得该项殊荣的古生物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