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8月7日，伦敦东区的白教堂附近，一名车夫在廉价出租公寓的后院的篱笆里发现一具尸体，死者是一名女子。
死者34岁，名叫玛莎·塔布连，从事皮肉工作多年。
案子的发生，引起伦敦市民的一片震惊。
之所以说令人震惊，主要是因为凶手作案手段太过残忍，在被害者身上刺了36刀，腹部被剖开，光是喉部就被割了9刀。
因此，在案发之后，附近的居民人心惶惶，谁也不敢肯定，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杀者，年轻女子到了晚上都不敢单独外出。
市民的反应，给当地警察局带来了很大压力，他们不得不全力以赴投入警力破案。
可就在这起案子还没有眉目的时候，8月25日，另一起凶杀案又发生了。
发生的地点也是该教堂附近，死者也是一名，她的名字叫玛莉·安·尼古拉斯，年龄是43岁，还是一名孕妇。
而且第二起凶杀案作案手段和第一起极其相似，都是身中数十刀，都是颈部被割断，令人发指的是，第二个被害的女子，腹部被割开，腹中居然还有一个已经成形的女婴，她当然也死去了，这属于一尸两命。
令公众感到极度不安的是，一周之后的9月2日，距离教堂300米远的地方，再次发生凶杀案！
这次遇害的仍然是一名中年，年龄是47岁，名叫安妮·查普曼，也是喉咙被割断，腹部被剖开，甚至肠子都被掏出。
经过法医鉴定，三名死者不但被害方法相同，而且死亡时间都在凌晨5点左右，被害现场都距离居民区很近，不超过50米。
这让警察非常困惑，凶手对被害人刺了那么多刀，现场肯定要发出声响，比如呼叫声、挣扎声，但是附近居民却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这说明罪犯作案手段非常明确，那就是追求一击致命，以至于被害者连声音都未来得及发出。
警方连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走访了很多人，却没有发现罪犯的任何有效线索，侦破工作不由得陷入僵局。
于是，关于凶手的种种传言不胫而走，什么“闪电杀手”、什么“神秘开膛手”、“夺命魔鬼”，不一而足，让凶手蒙上一层神秘面纱，也让大家的恐慌达到极点，警察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就在案子毫无眉目，警察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件更让人尴尬和气愤的事情发生了。
1888年9月25日，伦敦警察局收到一封神秘信件，信是用红墨水书写，上面还加盖有指纹，署名“开膛手杰克”
信里面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老板，系列被杀案是我干的，我对非常讨厌，希望她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们伦敦的警察的办案水平也太差了，都是吃干饭的。今后我还要继续作案，我等着你们来抓我。”这次凶手除了割喉剖腹，将肠子掏出，还拿去了被害人的子宫和肾脏。
这时候，时针指向1点30分。
如果两起案件是同一个凶手所为，他从剖腹，到拿走器官离开现场，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
凶手的干净利落和专业，非十年以上的外科手术专家，或者有从事屠宰工作的经验，达不到这种专业级“水平”
凶手接二连三，还给警察局写信，并且在作案后，警察在现场的情况下，在附近再次作案，这明摆着就是挑战警察，啪啪打脸伦敦警方，可以想象伦敦警察多么尴尬。
不仅如此，在附近的高墙上还有人用粉笔写下一行大字：“犹太人不是无故会遭人怨恨的民族。”伦敦警察局再次收到一封信，写信者署名：“捣蛋的杰克”
让警察更加感到无地自容的是，在1888年10月15日，伦敦警察局收到一个包裹，包裹内是半个肾脏。
包裹里还有一封信，凶手在信中说：“肾脏是被害的，另一半已经被我吃掉。如果你们警察也喜欢的话，我下次也给你们邮寄过去”
看到这封信，伦敦的警察肺都气炸了，这个罪犯实在是太嚣张了，欺负我们警察局无人。
可是话音未落，凶案又发生了。
11月8日早上，一位房东去收房租，却发现25岁的租客，年轻凯莉血肉模糊、惨死在床上，她全身赤裸、一丝不挂，颈部还有两道深深的勒痕，胸部和腹部都被利刃剖开，双手和哺乳器官不知去向。
凯莉命案后，面对警察局的指责铺天盖地，警察局长不得不宣布引咎辞职。
可是说来也怪，从此之后，“开膛手杰克”似乎选择了金盆洗手，不再有被杀案发生，甚至整个伦敦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凶杀案。
尽管如此，关于案件的侦破工作从没有停止，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警界精英、法学专家、著名侦探组成侦破小组，对此案进行了分析。
专家经过仔细分析后认为，只有两封信有可能是凶手亲笔所写。
各方面的专家还给罪犯勾勒出轮廓，他具有以下特征：他属于低收入群体，因为人以群分，所有被害人都是社会最底层，收费低廉。他可能跟曾经有过感情纠葛，甚至可能同居过。大多数被害人年龄在35岁以上，都曾结婚生育。
他可能在感情上被伤害过，因为他绝不仅是想剥夺生命，还手段残忍。
他本身可能也是个酒鬼，因为所有的被害人都有酗酒的习惯。
他可能曾经当过外科医生，或者是生物学教师，至少具有相当的解剖学知识，要不就是做过屠夫，对人体器官的熟悉以及摘取的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他身强力壮，因为死者被害时都没有来得及进行激烈挣扎。
在专家的指导下，伦敦警察一直夜以继日开展案子侦破工作，因为他们把该系列案当做警界的耻辱。
警察局也受到了数以千计居民提供的关于此案的线索，但都对破案毫无帮助。
十年过去了，案子毫无进展。
1898年，警方不得不对外宣布，停止白教堂连续凶杀案的侦破工作。
有人一定会问，凶手多次作案，难道不会在现场留下指纹吗？很遗憾，那时候可是在十九世纪末，指纹还没有成为办案依据。
但是也没有持续很久，到了二十世纪初的1902年，英国就有了第一例以指纹作为呈堂证供的案件。
不过在那时候，关于指纹的研究已经开始。案发之前，英国科学家高尔顿已经开始了对指纹的研究。案发之后，高尔顿先生连续采集了数千人的指纹并加以比对研究。
但是他的做法受到了伦敦警方的质疑，有的人甚至对他进行嘲笑。所以，关于罪犯的指纹，警察并没有当回事，高尔顿采集的指纹样品也被他们扔到了垃圾桶里。
4年之后，1892年高尔顿出版了专著《指纹学》，中提出了指纹分类法。
他的指纹编码法才被英国警方认可，被苏格兰场——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厅使用采用，作为伯特隆测量系统的补充手段来建立犯人档案，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厅据此破获了数百件悬案。
刚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指纹鉴定术就成为伦敦警察破案的正式方法。
1911年，指纹鉴定方法协助警方抓获了达·芬奇一幅名画的偷窃者。随后，其他国家的警察系统也开始使用这一方法，直至今天。
如果那份罪犯指纹得以保存，罪犯肯定不会逍遥法外。
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案发一百多年之后，案子终于有了真相。2007年8月，一位名叫爱德华兹的侦探，在偶然间发现了本案的重大线索。
当时他在一次拍卖会上看到一条带有血迹的披肩，出于职业的敏感，他用一千英镑拍了下来。
卖主说，自己的祖父是1888年伦敦连环案的调查警官约翰逊。爷爷临终时告诉他，这条披肩之一是第4个被害凯瑟琳凶杀案现场的物品，爷爷让他想方设法拍卖出去，能买它的人一定是一位懂行的人，有可能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了却老人的心愿。
爱德华兹一听觉得责任重大，作为一名侦探，他对那起案子也比较熟悉，于是就开始了推测。当时被害的都是收入不高的底层，凯瑟琳也是如此，那个披肩很贵重，不可能是被害人的物品。
既然不是被害人的，那可以合理推定，就是属于凶手的。
作为一名男子，为什么要携带披肩？
爱德华兹分析之后认为，那可能是凶手故意留在现场，挑衅警察的。
他想用那条披肩告诉警察，自己下一次的作案日期。
果然，这条披肩被发现带有古老节日米迦勒节的雏菊图案，这个节日有两个日期：9月30日和11月8日，而这两天刚好是其中3名的命案发生时间。
经过一段缜密的调查，嫌疑人浮出水面，他叫亚伦柯斯米斯基。
亚伦柯斯米斯基是犹太人，为了躲避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22岁的他和家人在19世纪80年代从波兰逃到英国。
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就住在教堂附近的出租屋，距离被害住的地方不远。因此，他被警方列为重点嫌疑人，也有一名清洁工在案发现场看到过他在第一时间出现。
但是，科斯米斯基拒不承认，警方没有足够证据也没有对他提起指控。
1919年，53岁的科斯米斯基死于一场疾病。
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爱德华兹邀请英国基因证据专家、物浦约翰·穆尔斯大学高级讲师亚里·洛海莱宁对披肩上的污迹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污迹的确就是血迹，而且是凶手时喷溅到上面的动脉血渍，这和凶手手段相吻合。
通过紫外照相技术，他们还有惊人发现，披肩上不但有肾脏细胞残留，还有残留。
由于时隔一百多年，用常规手段已经无法获得DNA样本。于是，洛海莱宁采用“真空吸取”的方式，在不破坏披肩的情况下通过精斑残留获取了上面的DNA样本。
接下来，他分析了仅由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这样就能直接确认凯瑟琳的后代。
无巧不成书，爱德华兹幸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一位女士，她说自己是当年被害人凯瑟琳的后裔。
经过比对，两人的DNA线索能够吻合，从而确定，披肩上的血迹，确实是被害人凯瑟琳留下。
接着他们对披肩使用的染料进行研究，确定它来自19世纪早期的东欧地区。在痕迹专家戴维·米勒的帮助下，发现精斑的上皮细胞，可能来自尿道。
通过5年的调查，他们找到科斯米斯基妹妹的孙女后代，采集了她的DNA，比对完全吻合。
至此，本案真相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