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霜“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1942年，《闺门劝婿》在天津北洋戏院上演。
当时红极半边天的白玉霜站在台上，那咿咿呀呀的唱词还没散尽，圈转了一半，身上的戏服、台上的毛毯便染上了刺眼的鲜红。
她直直地倒在了戏台上，之后便再也没有站起来。
旧时唱戏的人们，纵然在台上风光无限，可等到戏幕落下看客散尽时，只能落得个处处受人摆布、被迫委曲求全的下场，还不得不迎面接住了四面八方抛来的“戏子”这一略显轻蔑的称呼。
白玉霜生活照白玉霜也不例外。她是评剧“四大名旦”之一，开创了“白派”，是众人心目中的“评剧皇后”，是当之无愧的“天津三杰”之一。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介弱女子想要保全自己实在是太艰难了，更别提没有任何后台、孤身一人的白玉霜，她抗争了很久，但那孱弱的身躯最终也被狂风吹散了。
白玉霜艺术照1907年，出生在河北滦县的白玉霜那时还不叫这个名字，她四岁时便被亲生父亲卖给了别人。
那身为莲花落艺人的养父李景春为她取的名字，叫做李慧敏。幼时养父在江湖上四处奔走唱戏，李慧敏便跟着他一路走了过来。
在她10岁的时候，李景春把她带入了“孙家班”，学起了京韵大鼓。
没想到那个在角落里，自导自演唱着戏的小姑娘，被孙凤鸣师父听见了，对方起了指点之心，李慧珍便开始学习唱戏，而后登台演出挣钱，还得了个艺名叫“李桂珍”
表演虽辛苦，但是值得。李慧敏这么想着，咬着牙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练得比谁都勤快，态度认真，谦虚好学，孙凤鸣见了心喜，便教给她更多的戏目。
而那时她学的，就是评剧。
评剧也称“蹦蹦戏”或“落子戏”，是一种长期流行在民间的说唱艺术，她养父李景春便是专精这一职业的艺人。
后来的评剧就是在莲花落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但那个时候，刚过百年历史的京剧，因为慈禧太后喜欢，所以京剧进过宫廷，过了明路，所以被人视为最正统的戏曲。
民间则充满崇敬地称京剧为“大戏”，而给评剧的评价只是“不入流”的东西罢了。
当时的评剧讲的大部分都是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和家长里短的道德。
所以看评剧时人们用得最多的口头禅便是：“走，看玩意儿去”
于是，李慧敏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久的一出戏，在别人眼里不值一提之后，着实很难过。
白玉霜“我认认真真地演出，平时在排练时，一板一拍都不敢怠慢，错了就重来，不懂就去问。天越是冷，越是得到冷风里去站个大半天，这样的付出，怎么就因为唱词里有几个荤词，就成不了艺术了呢？”小小的李慧敏不懂世俗的偏见，也不明白这种道理，她只知道这是自己付出了无数心血和汗水、为之奋斗努力的东西，所以潜心学习表演，不受外界评价的影响。
坚毅、认真、不怕吃苦……这些宝贵的品质，在李慧敏幼时便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也为之后她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白玉霜与安冠英合演《玉堂春》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变故突生，她的父亲李景春便因病撒手人寰，留下了家中的养母和年幼的弟弟李国璋无人照料。
年幼的李慧敏只得咬牙挑起了经济担子，负责挣钱养活这个家。
于是在母亲的建议下，她自己组建了一个唱戏班子，由母亲和母亲的兄弟当管事，弟弟在旁边拉二胡，再召集了几个小演员。
这样一个名叫“玉顺评剧团”的唱戏班子便成了。
李慧敏没有受过系统化的曲艺训练，她总是在市井里走动，所以演出时，荤段子，加上快书、大鼓、坠子、河北梆子一起上，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一般都不吝啬于多给他们一些赏钱。
这样做很赚钱，可终究不是她的志向。李慧敏只觉得他们这些艺人只是一些钱能打发的“玩意儿”，谈不上欣赏，也更称不上艺术。
她想让自己所热爱的东西被大家所认可。
这一念头冒出来，便如同黑暗中的一丝烛火一般，颤颤巍巍虚弱异常，但却照亮了黑夜，并且持续燃烧了几十年，贯穿了她的整个人生。
白玉霜为了提升她们班子的实力，李慧敏想尽了办法。评剧里没有导演制度，但李慧敏注意到大戏班里都有，于是她效仿他们，跑去请了一位有学识的导演。
导演一上来就给演员排了一出老戏，有些人烦透了一遍又一遍的排练和严苛的要求，但看看既是班主又是角儿的李慧敏认真的神情，只得忍耐了下来。
“演出一定要有规格，演员也是。”她一边和演员对着词，一边说道。
李慧敏察觉到了自身的特点，她发现自己的嗓音比较低，鼻音共鸣好，唱中低音的时候显得宽厚圆润，音色纯正。
她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最终创造了新一派的低弦低唱的演唱方法。
李慧敏不出意外地红了。她将自己的艺名改成了白玉霜，把自己对评剧的所有执着与热爱都放进了这三个字里，想要让这个名字被更多人知道。
期间，她还收养了一个养女，也就是后来的著名评剧艺术家“小白玉霜”
白玉霜自己对评剧十分严格，对养女的表现也是力求完美。不仅唱词要准，连手势也要准。
有一次，两人表演《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出戏，演祝英台小丫头的小白玉霜上台送马鞭。
她把马鞭递给白玉霜，可对方死活不肯接。小白玉霜没反应过来，站在台上懵了，直到听到别人提醒说把手翻过来，改正了姿势后，白玉霜才接过了马鞭，这戏又继续唱了下去。
小白玉霜记错了一个小小的动作，于是为了惩罚她，这马鞭就成了打她屁股的工具了。
小白玉霜后来回忆说，当时她被妈妈往死了打，打得太狠了，整个世界都晃了起来。
严以律人，更严以律己，在涉及到评剧的任何一件事上，白玉霜都有着自己的坚持和追求，这无疑为她之后的成功做好了铺垫。
白玉霜更是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演《玉堂春》、《珍珠衫》、《桃花庵》的时候，因为她觉得分演感情不连贯，便自己一个人演了全场，包了所有戏。
于是，用汗水和酸楚作为交换，她为观众奉上了一场又一场情感饱满的好戏。
白玉霜注重表演和情感，而不是单单依靠表面上华丽的唱腔。
为了能更好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她利用她宽厚甜润的好嗓子，加强了唱腔旋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韵味，一笔一划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白派艺术。
白玉霜演戏必然要揣摩人物的情绪，磨砺自己的演技。于是为了演好戏，她爱上了看电影，想要在荧幕中学习别人的演技。
若是碰上了京剧四大名旦的戏，她定会一有时间就叫上戏班里的主要演员一起去看去学。
在这其中，她最喜欢程砚秋的戏，连他的陈派抽袖，都被她揣摩出了这么几分要领来。
敌手爱莲君的“疙瘩腔”要学，唱本里的精髓也要学。一本几十大洋的花费，她眼睛也不眨地花出去，就只单单是为了那个提高自己实力的可能性。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白玉霜吃透了这个道理，心中也没有任何比不上别人的委屈，她只是日复一日勤勤恳恳地揣摩着别人优秀的地方，争取学会了来提升自己。
博采众长，然后化为己用，她令人赞叹的学习能力在此刻发挥到了极致，也在之后的每一场戏中全然表现了出来，出彩异常。
她的付出，有了回报。“白玉霜”这个名字，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外流传开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可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人红是非多，1934年，白玉霜在北平开明戏院演出，演出的戏名叫《拿苍蝇》。
那倩丽的身影和婉转的戏腔着实吸引人，让在台下的北平市市长袁良对白玉霜产生了些兴趣，看了她好几场戏。
市长带头捧场，白玉霜的人气继续飙升，可这所有的礼物，早已在暗中被标好了价格。
有一天，袁良看完戏派人送信请白玉霜吃夜宵，白玉霜猜到了什么，好说歹说就是不去。
于是，落了市长面子的白玉霜一夜之间被抛弃，袁良堂而皇之地说着“维护北平社会风化”之类的话，命令手下立即将白玉霜驱逐出境。
在火车上，白玉霜看着窗外的风景，内心或许有迷茫，但更多的是坚定。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虽然是不被人敬重的唱戏艺人，可有一些底线不能被抛弃。
白玉霜到了上海，草草安顿下来后，便在天蟾舞台继续演出。
她的养母只把她当作摇钱树，只一心想着怎么才能在她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根本不管她的个人情感和身体健康，给她的排戏表密密麻麻，看了让人内心生寒。
但她也并不在乎，因为她热爱评剧，在舞台上经受的所有汗水和痛苦，她都甘之如饴。
初到上海时，白玉霜曾去拜访过那些有钱有势的商人们。
其中，一个名叫魏廷荣的人答应帮忙，为她制造了一款同名的“白玉霜香膏”，包装上画着一个和她相似的美人形象。香膏味道清新，包装精美，很受顾客的欢迎。
香膏热销了好一段时间，连带着包装上的白玉霜也被众人所知，这在上海成功地为白玉霜造了一次势。
此后，白玉霜的戏场场客满，她也在上海站住了跟脚，有了个容身之地。
白玉霜、小白玉霜、单宝锋《拷红》1935年，白玉霜几番思量后，正式将这一艺术形式改名为评剧，将戏中唐山话的念白改为京白，做出了评剧史上的一次重大创新与改变。
一年后，反映当时艺人苦难生活的剧本《海棠红》问世，上官村受洪深之托与白玉霜会面，邀请她参演这一电影。
“洪深先生这么看得起我？”白玉霜又惊又喜，拿着剧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们看过你的戏，很赏识你的艺术，称你是东方的梅惠丝！”上官村嘱咐白玉霜，“你仔细读读剧本，过几天我再来。”留下这么几句话之后，上官村便告辞了。但这些话却如同石子砸入水面，让白玉霜的心情激动而澎湃，她知道，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白玉霜将主角的遭遇与自己的人生经历结合起来，融入了真情实感，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演绎这个悲惨而坚强的角色。
1936年9月5日，影片在上海全城大戏院首映，在全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场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评剧通过《海棠红》，在南方大地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与宣传。
“评剧皇后”加“电影明星”的桂冠，让白玉霜这个名字频频登上报纸。
这是白玉霜的荣耀，也是评剧百年史上生动绚丽的一笔。评剧逐渐打破了人们心中固有的概念，从“不入流的玩艺儿”变成了“值得欣赏的艺术”
而这一贡献，也是白玉霜被后世歌颂称赞的原因之一，她的“评剧皇后”当之无愧。
白玉霜大半生的坎坷与磨难，都在这时变成了宝贵的经验与体会，她的坚韧与通透，都在《海棠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电影荧幕上的女人美得令人惊叹，这是她人生最辉煌的高光时刻。
除去演戏的时间，红得发紫的白玉霜时常出入纸醉金迷的场所。荣华富贵的生活确实舒适，但也很容易令人乏味。
白玉霜没过多久就厌烦了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可她的所有生计都来自于此，她无法摆脱。
于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在这样的压力下，她注意力被戏班子里的人吸引，爱上了一个打梆子的乐师。
这人名叫李永起，做事认真，是个戏班子里公认的好梆子，可他却并不是养母心目中的好女婿人选。
那位爱钱如命的养母只一心想着怎么将白玉霜卖出个好价钱，养女想要和一个穷小子在一起，她自然是不同意。
白玉霜为了得到自由的恋爱，答应给养母挣足一笔大钱，给她买房、买地、外加开买卖。
可她低估了养母对于金钱的贪婪，她几次试图沟通，依然无济于事。
白玉霜、安冠英——《杜十娘》养母想要保住白玉霜这棵摇钱树，于是为了以绝后患，她花钱买通了流氓、打手把李永起毒打了一顿，同时派人监视戏班子，阻拦白玉霜和李永起接触。
两人平时不能有密切接触，只能偶尔在后台碰上偷偷说话，这样见不得光的地下恋情，持续了一阵子之后，白玉霜跟李永起商量决定私逃来反抗母亲。
有一晚演完戏后，她随口扯了个理由，私底下脱身找了李永起，俩人一起坐飞机由上海起飞到天津，跑到河北省李永起老家杨村，开始了一段短暂的“田园式隐居生活”
白玉霜的私奔给戏班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她是这个戏班子的“魂”，没了灵魂，没了挑大梁的人，大厦倾覆不过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在这个关键时刻，白玉霜的养女小白玉霜站了出来，用还未完全成熟的唱腔，留住了大部分的客人，让这个戏班子渡过了一劫。
这也是小白玉霜初露头角的开始。
另一边，美好的爱情也只是给了白玉霜片刻的喘息时间。
私奔之后的开始那段时间，确实是快乐而甜蜜的。
据说，白玉霜时常与李永起架着空车兜风，玩得高兴，竟无视乡下女人不能赶车的旧规，挥舞鞭杆，大声喝道∶“驾！驾！”可是，当时杨村的人们看不惯她，农村的清贫生活也让人逐渐腻烦。
有评剧前辈回忆时说道：“她习惯了人人簇拥的舞台生活，看惯了阔佬、太太和小姐们。农村里满目的一片黄土庄稼，怎么受得了。”正巧这时虽然有小白玉霜坐镇，但上海的观众还是想要看白玉霜的戏。于是养母托了魏廷荣帮忙，让他前往杨村请白玉霜回到上海。
魏廷荣既是恩人，也是上海有名的能人，这个面子不能不给，白玉霜便顺了这个台阶下，又一次回到了上海。
可这一次回归后的生活并没有一帆风顺，平静的水面再次起了波澜。
那时上海有家亲日的报纸叫做《新民报》，主编吴菊痴和白玉霜的关系并不好，于是就在报上造谣生事，败坏她的名声。
白玉霜为了疏通关系只好请他吃饭，让他澄清这些谣言，可刚出饭馆，吴菊痴就被抗日锄奸分子一枪打死了。
白玉霜什么都没做，灾祸仍然找上了她。亲日报社主编被杀，日本军队将其视为挑衅。
于是为了报复，他们就把白玉霜和她的养母给抓了起来，关了两个星期，两人都受了不少折磨。
在那幽暗阴冷的牢狱中，白玉霜受到了惨无人道的酷刑，等到她出狱之后，身体便肉眼可见地孱弱下去了。
可即使这样，为了生存，她还得照样唱戏，一天两场，风雨不停。
1942年，白玉霜被诊断为子宫癌。那白纸黑字的病历单如同判官手下的判决书一般，给她才刚刚开始的人生，无情地批了一个死刑。
那时癌症患者的死亡率极高，患病之人似乎就是屠宰场的羔羊，只能悲哀又绝望地等待着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解脱——可白玉霜是个例外。
在得知自己得了癌症之后，她又以顽强的毅力，抓紧一切时间排演新戏。
她患病的消息并没有隐瞒住，当人们知道她的生命所剩的时间不多的时候，纷纷前来劝她休息，她却笑着摇了摇头。
她说：“我是唱戏的，就算死，也要死在舞台上。”谁都没想到，这话竟然一语成谶。
长袖一挥，腔调一拿，捏起的嗓子还没突出几个音节，她便沉睡在了这个她深爱的舞台上，留给世界的只有满目鲜艳的血红。
白玉霜可谓是真真正正的一代名怜，天资卓颖，美貌无双，红透了半边天。可惜养母无情，社会黑暗，她几次遇人不淑，命途多舛，一生多次遭人陷害，最终落得个英年早逝的结局。
她的人生画上休止符的时候，年仅35岁，仿佛才刚刚开始在她热爱的评剧领域发光发热，就已经陨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