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我国史书里不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一般不会单独给某个历史人物单独立传，更不会单独立卷。我们可以看到整部明史稿里单独立传的只有二人：于谦与王阳明。而单独立卷的只有一个，就是孙承宗。今天就简单介绍下这位明末辽东的支柱。
据《明季北略》记载孙承宗生来铁脸剑眉，须髯戟张。与人说话声如钟鼓。刚直不阿的为人与他的天生相貌也是极其一致的。天启皇帝幼年时，孙承宗先以左庶子充任日讲官。原来别的讲官在侍奉皇帝读书时，字声有互异者，皇帝高声读某字为某，讲官一般不敢纠正。也只有从其读某字为某。孙承宗则不是这样，不是随声附和，而是大胆纠正。一次孙承宗在侍奉熹宗皇帝读书，当读到三百六旬有六日时，熹宗三次高声读六为溜，孙承宗则三次高声读六为禄。天启皇帝最后也改口随孙承宗读六为禄。事后天启皇帝才知道是把六的音读错了。所以皇帝也最欢听他讲课，每听承宗讲授，便顿觉心开，因此两人交往甚好。
而此时明王朝，随着东北女真人的再次崛起，辽东局势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后，连下开原、铁岭和北关叶赫部，明辽东军在持续的溃败下，皇帝下旨，将辽东经略杨镐下狱，代之以熊廷弼经略辽。
熊廷弼经过熊廷弼积极部署，终于使明与后金形成了军事对峙，但没多久就被弹劾。到了天启二年，由于明守将不和，广宁再失守。消息传到明廷，明廷命令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布副都御史，经略辽东。王在晋到任后，在前屯、宁远一带居然不派一兵一卒驻守，而是“赏赐”蒙古各部。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暂时应付措施，长期下去必然漏洞百出。
不久，明廷派天启帝师孙承宗巡边。孙承宗此次巡边到达了中前所，观察了山川形势，全面详细了解了辽土防务情况后，上疏天启皇，天启皇很重视他的意见，下旨召还王在晋，拜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辽东。
孙承宗虽然制定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防务策略，然而要真正实施它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原因在于早在王在晋赴任辽东经略时，山海关形势危急，大批辽民涌入关，王在晋却主张把辽人远逐他方，用“赏赐”蒙古诸部的方式来守辽土，坚决反对孙承宗巡关时提出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策略，并把辽人屯田看成劳民伤财，这样做的后果可谓是蠢到了极点。首先加剧了明廷的经济负担，使流民完全依赖于明廷的娠济，其次是在辽东防御上不得不依赖于西蒙古诸部，使明失去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由于王在晋不能采纳孙承宗的建议并加以反对，孙承宗这一策略没有尽早实施，待孙承宗亲自督师辽东以后，他一反王在晋远逐辽人的做法，坚持实施“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策略。主张把辽民安置在关外。然后充分利用辽东流民在宁远至前屯一带的土地上屯田，并向流民发放农具、粮种和耕牛。还根据辽东各地不同情况，开发了煤、铁、海盐等行业以此来稳定民心。有了物资以后，孙承宗便把辽人普遍安插于关外各处，一边屯田一边招练为兵，再任命大将马世龙等人对新募之辽兵加紧训练。不久之后明辽东防务情况终于大为改观。
首先，改变了辽东明军缺粮的严峻局面，并使辽地军民生活有了保障，人心开始稳定。之前逃入关内的辽民也纷纷返回故土，先后出关。其次，在军事上，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通过招募辽人为兵使明军增加了新的血液。新辽兵分为12营，每个营各有主将、步佐、骑佐、轻车。此外还有水师5营，火铳手600名，前后共练兵11万，打造兵船1500艘，在此基础上，明军收复了与后金之间的空白地带锦州、松山、右山、右屯和大小凌河等，收复后孙承宗分别派兵进行屯驻，在辽东构成了一道严密的关宁锦防线，使后金没有可乘之机。也为之后的宁远之战的胜利尊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则是面对蒙古诸部的策略，特别是漠南地区。因为漠南蒙古与明朝长期矛盾，很难完全消除彼此隔阂，建立互信。蒙古各部之所以愿意与明结盟，因其贪图市赏之利，并非真正助力，暗地力则心怀叵测，因此，对于蒙古各部不能完全相信，而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加以防范。所以孙承宗认为，如果蒙古各部真能帮助明军据守锦州等要冲，“则费不吝也”然而，蒙古各部并不能真正为明朝所用，他们只是来谋取经济利益。茅元仪的《督师纪略》曾记载孙承宗曾专门驳斥察哈尔林丹汗的助顺之说:“虎酋之助顺，兵动则犒赏，及吃食可二十万，而以夷兵二万守边，岁该犒赏三十六万。酋之助顺以何时，数约之而未有定期，得无以讲赏之兵閧于边，即为助顺乎?曰助有必主，我以何时，以何将何兵，从何道出应之，而但曰助顺?”由此可见与王象乾主抚相比，孙承宗更主守。
正当孙承宗整练兵马，以图恢复大计，施展宏图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却接踵向他袭来。这时明朝统治集团政治上腐朽，互相争权夺利，斗争激烈。当时，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外纳朝臣，排除异己。并利用辽东问题排斥孙承宗，步步紧逼，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于是不久就免除了左副都御史杨涟一吏部尚书赵星南、左都御史高攀龙、金都御史左光斗等的职务。又任命高第为兵部尚书。恰好此时山海关总兵马世龙又在柳河兵败。阉党借题发挥，祸及孙承宗。孙承宗终因魏忠贤的排挤于当年十月被迫去职。
孙承宗去职后，辽东形势急转直下。到了崇祯二年，后金兵侵入大安口，之后又攻取了遵化，直接威胁着京都的安全。而此时赶来北京救援的旧部下袁崇焕居然被下狱，使得辽地之军兵军心动摇，名将祖大寿出奔山海关。在危急时刻，崇祯此时又念及孙承宗知悉军务，俱请孙承宗重新督师，明廷又重新启用孙承宗，使其官复原职，再下设两名经略，分别是兵部尚书梁廷栋以及总兵满桂，又重新任用一众辽将，孙承宗复职后，一如既往，屡建战功，相续收复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等地。后移镇山海关。同时也又招抚了祖大寿，重归其麾下，也安抚了辽东之将士。在孙承宗治下，明军收复了关内被后金军占领的城地，孙承宗又得以再次重返辽东之地，开始其第二次的督辽之行。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之前其建立的筑城防线有很多因明军之撤防而毁坏，而袁崇焕第二次上任时间短暂，并未能及时复建，因此重建筑防，也成为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任务，但这也成为了孙承宗二次罢官的伏笔。崇祯四年七月，后金军来袭，辽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所派援军吴襄、宋伟又互闹矛盾，被后金兵击溃。致使大凌河之战，明军惨败，并且毁坏了刚修筑好的大凌河城，祖大寿虽为诈降，但是明廷大臣不知其内因，故而都将责任归咎于孙承宗，“背锅”的孙承宗无奈只得再次罢官请辞。
孙承宗两次罢官去职，都被人焰害，可以说仕途坎坷，但职位的变迁并没有改变他的爱国之心。被贬回乡后，孙承宗又上书朝廷边关政事，但是崇祯都见而不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