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鲁迅连载完成了小说《阿Q正传》。
在过去的101年里，鲁迅研究者对这篇经典小说的探究、阐释，始终没有停止。
而当我们以“倒读法”介入《阿Q正传》，从阿Q之死的结局入手“逆推溯原”，竟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真相——阿Q的死，竟与吴妈——一个拒绝与阿Q“困觉”的寡妇——有关。
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种推理出来的“真相”，只是一个过度阐释的“巧合”
不！
如果你的“鲁迅阅读量”够高的话，便不难发现这并非一个牵强附会的巧合。
而鲁迅之所以如此安排小说的情节，其实是要借阿Q对女人，尤其是他对寡妇吴妈的“态度”与“揣测”，来讽刺并批判人性的虚伪。
在第九章《大团圆》里，不是犯的阿Q，当作犯被处死了。
对于阿Q的这个结局，鲁迅曾一度被质疑收尾太过仓促，不愿往下写了——当初，鲁迅连载《阿Q正传》是应其曾经的学生孙伏园之邀，每周或间隔一周，鲁迅便要写出一章，写了两个月后，鲁迅是有心“收束”的，但碍于孙伏园的心情，又往下写了几章，这个过程中，恰逢孙伏园离开，鲁迅便将“大团圆”的结局送去付梓……对此，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鲁迅解释道：“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也就是说，结局虽然看似仓促，却并不仓促，在写作的过程中，鲁迅也已预感到阿Q会有这个结局……而且，对于鲁迅所安排的这个结局，如果倒着读的话，似乎还能窥探到另一个人性的真相——为何，明明不是犯的阿Q，却会被当作犯砍头呢？
这就要回到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中了——再次返回未庄的阿Q意外的“阔”了，穿的是新夹袄，腰间还挂着沉甸甸的大褡裢，到酒店去喝酒，再也用不着“赊”，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
未庄的居民大为诧异，给予了阿Q从未有过的尊敬，纷纷猜测在阿Q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一开始，阿Q自称是去城里的“举人老爷”家里帮工了，可随着事情发展，真相才逐渐露了出来，原来，过去的那段时间阿Q当过一段时间盗贼的帮手，由此才阔了起来。
这个真相很快就“路人皆知”了，阿Q也从“中兴”再次走回“末路”
由此不难发现，之所以阿Q会被当作犯，是因为阿Q是有过“前科”的！
那么，为何阿Q会有的“前科”呢？
这就要回到第五章《生计问题》中了——已到春天，阿Q却失去了破旧的布衫，只能穿着破夹袄，猛然发觉所处的世界“有些古怪”：“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
“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其二，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赊，熬着也罢了；老头子催他走，噜嗦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却使阿Q肚子饿……”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阿Q一瞬间在未庄“混”不下去了，虽未到达“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但也成了人见人烦，人见人躲的存在，而且也没有人找阿Q做工，一下子阿Q失去了生计。
饿着肚皮的阿Q，不得已去附近的尼姑庵偷了几个大萝卜，等吃完萝卜，阿Q离开了未庄，路上结识了强盗。
也就是说，阿Q的“前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生计所迫，被未庄人所逼，从而走上了“歪路”
那么，为何阿Q会被逼到这种地步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第四章《恋爱的悲剧》中了——阿Q戏弄完小尼姑后，被小尼姑骂了一句“断子绝孙的阿Q”，由此让孤独的阿Q意识到了某种危机，还萌生了某种“性趣”
一天，阿Q照例去赵太爷家舂米，吃过晚饭，阿Q和吴妈坐在厨房闲聊天，吴妈说着说着话，阿Q突然给吴妈跪了下去，恳求地说道：“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的言行，吓得吴妈哭着落荒而逃。
为此，阿Q先被秀才打，又被赵太爷打，而后，受辱的吴妈又闹了一番“寻死觅活”，最终，阿Q被赵太爷家敲诈了一笔，这件事在未庄里传来传去，就让阿Q毁了“名声”，丢了生计……好，倒读停在这里就可以了。
此时，我们说阿Q后来被砍头，有吴妈的责任是无可厚非的，当然根本原因是小尼姑的那声“咒骂”，但直接原因在吴妈身上，这也是合理的。
虽说吴妈要为阿Q的死负责，但鲁迅的目的却不是要责怪吴妈，而是要批判寄植在阿Q身上的人性的虚伪——在《阿Q正传》中，鲁迅运用了反语如此写道：一旦这段话，你不仅正着去读了，还正着去理解了，那所得的东西势必要与鲁迅的本意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对此，我们放到第三段去细究。
那么，阿Q对女人持什么态度呢？
“罪女人”则是其一，凡是有错，全在女人的身上——在阿Q的心中：“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我们读完这种思想，如果觉得可笑，又觉得“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那就对了，因为就事论事，在如今的网络上，持这种思想的人并不在少数。
也正因为阿Q有这种想法，才会把自己暗自滋生的“性趣”怪罪于小尼姑。
阿Q为了宣泄内心的怒火，戏谑并嘲弄在街上遇见的小尼姑，言语调戏不过瘾，还上手拧了一把小尼姑的脸，由此引来了小尼姑对阿Q的咒骂“断子绝孙的阿Q”
“性趣”暗生的阿Q，在土谷祠琢磨这股压不下去的“邪火”源于哪里，想来想去，便怪罪到小尼姑的身上：“所以女人真可恶，假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阿Q便不至于被蛊，又假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阿Q便也不至于被蛊了……”这有没有“受害者有罪论”那个味道？没错，早在101年前，甚至于更早鲁迅就意识到这是国民劣根性里的东西。
而阿Q呢，对自己这番推理是极为认同的，因为他有“经验”来佐证：“他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但因为隔一层裤，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而小尼姑并不然，这也足见异端之可恶。”因为曾经做过更“龌蹉”的事也没有引起“性趣”，反倒在小尼姑的身上引起了“性趣”，那么在阿Q看来，责任全在小尼姑那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时常留心看，然而伊并不对他笑。他对于和他讲话的女人，也时常留心听，然而伊又并不提起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想来想去，阿Q对女人又得出了第二个观点——“哦，这也是女人可恶之一节：伊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带着这种想法，再去理解阿Q为何要跟吴妈“困觉”，就好理解了。
在阿Q的眼中，吴妈是一个寡妇，既然是寡妇，那么其品性更加不堪，势必是想“引诱野男人”的。
关于人性的这一点，鲁迅在《风波》中也有提到，七斤嫂“恨棒”打向八一嫂，骂其“你这偷汉的小寡妇”，其批判所指是一致的。
也因此，当吴妈拒绝了阿Q，因为受辱又寻死觅活之时，阿Q是轻蔑旁观的：“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所以说，从始至终，对于阿Q来说，他并没有认为自己有错，反把错误推至女人身上，也不认为自己恣睢地向吴妈提出“困觉”这个要求有错，反倒认为她这个“小孤孀”在作戏。
在这其中，鲁迅通过阿Q的行为及内心活动，要呈现与批判的就是人性的虚伪。
很多人觉得鲁迅的作品“太短”
确实，单从字数上来说，这篇字数不多的《阿Q正传》已属于鲁迅字数最多的小说。
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就提到了与阿Q对女人的态度相似的思想，甚至可以说，这种思想就是阿Q所持态度的一个根源。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里，讲到了一些“怪现象”——近来很有人提“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对于这种现象，鲁迅揣摩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针对时事发表如此的言论，不但可以“针砭世人”，还能从“日下”中剔除自己。
就在鲁迅旁观他们摇头晃脑的“慨叹”时，有人发声了，将“人心日下”的根源归罪于“女人”，由此提出了“表彰节烈”的方法。
这一下，又令鲁迅迷茫了。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
如果从古来说，男子为主，女为辅，那么救世的责任也该在男子身上吧，而即便男女平等，责任也该各承担一半，怎能全放在女子的身上，明明一些事情的发生与女子并无关系：“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更何况，节烈与否的定义本就是无稽之谈，也不关乎所谓的道德。
在鲁迅看来，如果说节烈是道德的话，那么问题出来了，如果女子遇到了，“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以致女子受辱了，要是女子因此而死还好，一旦没有死，那为了节烈，又为了道德，岂不是要出现这种状态——这样用言语逼迫出来的悲剧，是节烈，是道德，还是人间惨剧呢？
这还不算，若是依照社会的“公意”，尤其是“道德家”们与从众看热闹的看客们的想法：“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节烈与道德吗？
说到底，这不过是“道德家”与看客们虚伪的人性罢了！
而这种人性的虚伪，恰恰是鲁迅要揭发且要狠狠批判的所在。
“一位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就愤慨过，以为从胡须说起，一直说下去，将来就要说到屁股，则于是乎便和上海的《晶报》一样了。”为何鲁迅会这么说？
在鲁迅看来，这就是人性的虚伪，因为屁股和胡须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有些人的“想象力”是特别丰富的，本来人们说的只是胡须，可偏偏有一些人自己就能联想——“既说此部，即难免不说彼部，正如看见洗脸的人，敏捷而聪明的学者即能推见他一直洗下去，将来一定要洗到屁股。”可笑吗？
挺可笑的，明明是自己的思想龌蹉，可偏偏认为对方不够清白，这样的事，鲁迅那个时代存在，如今又何尝不存在呢？
尤其更可笑的是——如果她们狡辩说自己是清白的，那也是无人信的。
她们若是清白的，那么他们岂不是不清白，她们若是清白的，那么岂不是说他们的思想是肮脏的？
这是他们所不愿的。
于是乎，《狂人日记》里揭露的人性问题呈现出来了——你说我有病，我为了证明我没有病，一定说是你病了，不仅如此还要把你的病治好了。
在这件事上，也是如此。
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势必要让对方认错，单单认错还是不够的，那不能显出自己“道德家”的威严，必须要予以惩处，要让对方痛，最好让对方事后也能成为他们的“跟班”……如果由此引发了悲剧，那对于这些“道德家”们来说，能看到第二个乐子，也是甚好的，当然，在表面还是要发出一番“人心日下”的言说的。
于是乎，有些事就想不通了——难道这些“道德家”们忘记了他们“非礼勿视”的祖训了吗？
我也怕自己记错了，特意翻开古书看了一看，在《论语》中是确有无疑的，孔子确实在《颜渊篇》里曰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话。
按理来说，“道德家”们应该是知道的，可……还是说，这些“道德家”们也应了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那“日下”的态度，在批判“人心日下”的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走出了“日下”的范畴，维护了自己是“道德家”的地位？
可能是这样吧？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就得看大家的态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