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的前生——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的后世——国防部。存在短短几年时间，集各种罪恶于一身，内斗、破坏、暗杀、屠杀。可谓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戴笠一死，军统群龙无首。围绕军统老大的宝座，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展开了暗斗。
唐纵以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组长的身份，代理军统局长一段时间，后来获得全国警察总署署长的位子，退出了竞争。唐纵与戴笠过从甚密，知道军统水深，有了更好的去处，当然不愿意趟浑水。他在日记中写道：“雨农的作风，对上绝对服从，不计利害以达成任务，使上信任；对下绝对控制，不顾舆情，以残酷手段，使下知所惧。”“因雨农以英雄作风控制整个局面，我以圣贤态度领导，势将无法控制。”果然，郑介民就遇上了麻烦。
1946年7月1日，军统正式改组为“国防部”，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这时，毛人凤、沈醉等原军统高层干部，希望挤走郑介民，由毛人凤升任。沈醉在回忆录中披露自己当时的想法：“戴笠死后，我和毛人凤都希望把戴笠创办的那份‘家业’保住，而郑介民和唐纵却总想压缩军统人员。”沈醉说，自己还有一条私心：毛人凤资历浅，“内没当过处长、外没当个站长”，只靠与戴笠的亲戚关系和忠诚，玩笔杆子起来的，长远看，自己取而代之不是幻想。
于是他们抓住郑介民惧内，而郑介民老婆贪财无度的弱点，制造事端，向郑介民发出三支“暗箭”第一是自己和手下大肆向郑介民老婆送礼。郑介民一当上局长，郑太太就向沈醉开口要了几幢洋房，南京、上海各一处，连娘家汉口也要了一幢，过户在她的名下。沈醉等人金银财宝一一奉上，也一一记下。第二着更阴，郑介民上任后，要把原军统五万人员压缩到一万人，军统有一千多遗属，以前每月领生活费，郑介民则一次性发一笔钱“买断”这些遗属钱花光后，生活困难，十分不满。沈醉一面怂恿郑太太为郑介民五十寿辰大操大办，将收的礼品陈列在寿堂上，一面透露消息，暗中鼓动遗属们拖儿带女一齐去郑介民寿宴上要饭吃。第三，郑介民老婆委托沈醉送家财回南京，其中特别的一件是郑夫人母亲的棺材。好巧不巧，其他东西都安全从长江水运到达，唯独棺材这条船触礁沉没。在郑夫人哭闹下，沈醉不得不亲自回重庆去找，找到之后出于好奇，沈醉打开一看，吓了一跳，“这哪里是什么‘老夫人’。棺材四周那黑黑的东西不都是大烟土吗？这些人可真敢干啊！在四川买上一百元的烟土，到了上海、南京就可卖两、三千元。”郑介民老婆贪得无厌的事捅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当面责问郑介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原来，郑介民老婆大财小钱都不放过，连买玩具和珍珠粉的钱都要报销。蒋介石本来就想郑介民专注于国防部的工作，加上这些罪状汇总在一起，蒋介石一怒之下，撤掉郑介民的兼职，升任毛人凤为长。
朱绍良大为震怒，责令头目徐远举限期破案。此事毛人凤知道了，还惊动了蒋介石。徐远举在上峰压力之下，使出各种方法，在派人打入重庆地下党内部不成后，撒下大网，四处监视。一个多月后，发现一家小书店可疑，逮捕了店员陈柏林，然后通过跟踪陈柏林，抓住了他的上级任达哉。任达哉叛变后，继续追查，抓住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这两人也在威胁利诱下叛变，他们供出了一大批地下党组织，包括大家熟知的江姐江竹筠。
沈醉回忆，有一次他去拜访徐远举，正碰上徐远举审讯江姐。面对徐远举的问话，江姐强硬地只说“不知道”徐远举恼羞成怒，叫道：“我马上叫人剥光你的衣服，你信不信？”几个特务立即窜到江姐身边准备动手。江姐毫不畏惧地怒斥道：“我完全相信你会那样干，你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连你母亲，姐妹、女儿的衣服，你也能剥光。我是死也不怕的人，还怕你们剥衣服！”骂得徐远举尴尬住手。
《挺进报》事件波及重庆、川东、上海、南京，有130多人被捕，仅20多人活下来。此事还迫使川东游击队武装起义，结果失败，华菳山游击队政委王璞中弹牺牲。
随着政权的垮台，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对关押的各类犯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首先是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的杨虎城将军。1949年8月，毛人凤跟随蒋介石回到重庆时，请示是否将杨虎城送去台湾。蒋介石踌躇了一下指示说：“留了他们做什么？还是在这里把他们秘密搞掉吧。”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六口，被杀害在重庆歌乐山下的松林坡；包括宋绮云年仅8岁的孩子宋振中——小萝卜头。12月13日，小萝卜头的遗骸被挖出来时，他的手上还紧紧攥着他的铅笔头。
连8岁的孩子都下得去手，那些给蒋介石、洗地的人，良心都被狗吃了。
1949年11月，蒋介石两次来到重庆，指示迅速清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犯人。11月7日，下达了“密杀令”，详细布置了“挖坑组”、“执行组”，并且批示相关人员事后可以领赏。毛人凤在部署之时居然说：“过去因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有一位叫周均时的人，他是朱德的老朋友，只是教育界人士，并非员，只不过不满的倒行逆施，就被徐远举抓了起来。周均时有一个同学，乃要人朱家骅，多次向蒋介石求情，要保释周均时。朱家骅面见毛人凤，毛人凤当晚向蒋介石报告可否释放，被蒋介石明确否定。11月25日，周均时与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等人被杀害。
这批人里有一个特例，枪而不毙。他叫刘笃一，是“内部员工”，因为犯生活作风问题，被押在白公馆。就在将被集体“清理”前夕，刘笃一的妻子走关系走到了重庆办事处处长郭旭那里。郭旭代向毛人凤说情，毛人凤对他说：“总裁近日的脾气很大，前天我去为朱家骅保周均时碰了一个大钉子，不便再为保刘去碰钉子了。”怎么办呢？毛人凤出了个主意，叫执行的时候，不要将刘笃一打死了，让刘妻领回去。果然，这番“神操作”成功，在动手之时，事先叫刘笃一躺在屋角装死，然后把37人集中在一起，用机关枪扫射，刘笃一毫发未伤出狱去也。
在最后的疯狂中，还有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的“11·27大屠杀”渣滓洞的屠杀是分批进行的。10月底，陈然等10人，在重庆大坪被公开杀害；11月14日，江姐等32人被杀于原中美合作所旁的电台岚垭；到11月27日这天，渣滓洞的员100多人，被集中在几间大牢房内，铁门上锁，特务们用、机关枪扫射，然后沷汽油将房间焚烧。
早在1946年就被秘密杀害的车耀先烈士，他的二女儿车毅英回忆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在松林坡的树林深处还有一家四口被惨遭灭门，他们是王振华、黎洁霜和他们2岁的王小华和不满周岁的孩子王幼华。在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郭德贤回忆：“黎洁霜哭着求特务：放过孩子，多打我几枪。却遭到特务的断然拒绝：不行，要斩草除根。”11月29日，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送往松林坡，在距离解放仅仅还有一天的时候，他们被特务残忍杀害了。
不垮台，天理难容！
从渣滓洞监狱侥幸逃脱的罗广斌，获救后写了一份报告，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是他在狱中和被关押的同志们一再讨论的结晶。这份意见又称《狱中八条》，现在刻印在重庆烈士墓纪念馆。其中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5、切勿轻视敌人；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8、惩办叛徒特务。
烈士们用生命总结的这八条意见，不但有历史意义，对于反腐败的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大屠杀伴随着大破坏。毛人凤在重庆开会，向、兵工署、保防处等特务头子说：广州撤退时，破坏不彻底，空军3000多吨物资被共军缴获，蒋介石极为震怒，指示重庆撤退前，一定要大破坏！
1949年11月29日中午，蒋介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顾祝同、萧毅肃、杨森、钱大钧、王叔铭、晏玉琮、毛人凤、蒋经国、俞济时等，亲自部署重庆大破坏。
“破坏指挥部”当即成立，策划对二十一兵工厂、第十兵工厂、发电厂、飞机场等17个单位、500个目标实施爆炸。搞破坏又怕担骂名，毛人凤、徐远举向蒋介石献计：杨森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不如由他来下令。对杨森十分了解的刘伯承正率兵席卷大西南，他清醒地对川东特委护城护厂的同志说：我们不能对杨森抱希望，这人反复无常。
在地下党和工人们的拼命保护下，毛人凤布置的破坏行动未能全部实现，但仍有不少建筑和设施被炸毁。郭旭回忆当时情形：“当我们经过化龙桥、小龙坎郊区时，听到爆炸声隆隆不绝，看见天空中映得透红，途中行人扶老携幼，呼号之声，不绝于耳。”当日深夜，蒋介石从林园乘车前往白市驿机场，在“美龄”号飞机上躲过一夜，天刚拂晓，就仓惶飞往成都逃命。
30日，刘邓大军先后强渡长江成功。36师从白沙渡江后，出来凤驿，沿永川、荣昌成渝公路一线堵截逃命敌军。34、35师从江津的顺江场渡江后，34师出璧山，35师直取白市驿机场，而后两师沿大足、铜梁、合川一线追击。31、33师各一部从李家沱渡过长江，于30日下午17时30分提前解放重庆，制止了蒋介石的大破坏。
重庆解放后，解放军来到了歌乐山，歌乐山的半空中都还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到处都是烈士的遗体，指战员们被眼前的惨景震惊了。经过紧张的搜寻和挖掘工作，321具死难者的遗体从歌乐山挖了出来，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才9个月大，死于“11·27”大屠杀的共计207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还在给蒋介石和疯狂洗地的人，请摸摸你们的良心。你们的良心不会痛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