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冬，吾球君在福州著名景点“三坊七巷”中，根据定位找到了这家“严复翰墨馆”
但它其实并不难找，因为占地足足有3000多平方米。这不禁让人感叹，在这样一个游客络绎不绝、寸土寸金的地方，居然还留了这么一块地方给了这样一位前辈。
相比较老乡林则徐，严复并不太为人所熟知。不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正是由他引入中国。1898年，严复迻译的英国学者赫胥黎《天演论》刊行，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
除此外，他还成功地翻译了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
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便有桐城派最后一位宗师吴汝纶。在《天演论》翻译过程中，严复便常与吴汝纶，以及钱塘夏曾佑相切磋。日后，吴汝纶还为此书写序。
除了与吴汝纶相往还，他还曾接受姚永概的盛情邀请，于1906年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而他的塾师金子善也正是桐城人士。
《天演论》刊行后，连鲁迅也以诙谐的笔调为之称赞：“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某种意义上，正是严复、林纾以翻译之手段，继续恪守桐城家法，让桐城派在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时，有了继续前行的力气。
今天，严复翰墨馆尝试用卡通的形式，让严复在当下为更多年轻人所了解，和喜爱。
也正是1921年7月，从桐中走出来的朱光潜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作品《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
事实上，就连严复本人，在融入桐城义法之余，也有明显的口语化和白话化倾向。在他作品《论译才之难》中，“中土”“万万不能”“洋语”“乡谈”“语言”已近俗语。
就像宁波人在历史大转折时期，接受新鲜事物，创办了银行，从而杀死了自己的看家本领——钱庄，使得他们又一次站立在历史舞台的中央。这种背叛其实是对自己生命的丰富和延伸。
如果我们能跳出“古今之争”，你就会发现，讲究务实以及经世致用的桐城派，其实是一直将变革当成了自己内在的主旋律。
更重要的是，当所有人都往前跑，甚至弃旧学如敝履之际，它们却在注重变革的同时，也不废传统。不管何时何地，内心总会藏着一份家国情怀。
这也是“严复翰墨馆”力推严复的缘起。他不仅有着高超的艺术素养，更在于其多年来一直救亡图存，并提出了救国梦、强国梦、兴国梦。在今天这样一个处于重要变革期的中国，仍有积极的意义。相应的，整个桐城派也应该被重新发现。
还需要将桐城派重新请回来的原因是，它们有着鲜明的“义利观”，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以德教为之本，礼教为之用”……尽管这种高蹈的道义，往往陷大家于戴名世《钱神问对》中的尴尬局面，但是，面对着当下利益和社会阶层明显分化，人心浮躁，以及有着功利、金钱、美色等多种诱惑，它何尝又不是一种非常刚需的猛药？
不过，重新发现桐城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桐城派之所以发展壮大，在于自身的“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在于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结果。
没有像曾国藩、严复、林纾，以及梅曾亮、管同等人的坚持与传承，桐城派也不会有往日的光芒。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用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桐城派，它不仅属于桐城人，更属于为之付出和坚守的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地方。
桐城，这个曾盛产桐油的桐子国，在今天依旧能为这个世界，持续提供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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