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云梦秦简出土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为范雎是病死的。其主要是根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范雎最后主动将相位让给蔡泽，其让位的原因是由于蔡泽对他陈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的道理，并且用商鞅、吴起、大夫种等人功成不知身退而遭祸的事例，劝说他“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候，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范雎听了这番话，就称：“善。吾闻欲而知不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故范雎主动向秦昭襄王提出：“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昭襄王经过与蔡泽谈话，很赏识蔡泽，拜为客卿，应候因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划，遂拜为秦相。
本来，长平之战后，形势对秦国极为有利。白起准备乘胜灭赵攻韩。公元前259年10月，秦军再次攻占上党，接着白起命王龁率一路军攻赵武安皮牢，命司马梗另率一路军攻太原。白起自己则率主力留在上党，准备进攻邯郸。但是，等了两个月，得到的却是罢兵的命令。原来，昭襄王听从了范雎的话，认为秦军在外已久，应让士兵休息，并允许韩、赵割地讲和。白起无奈，只好班师回国，乘势灭赵的计划成为泡影。白起乃魏冉举任和亲善之人，本对范雎进言于昭襄王而使魏冉被逐出政坛心存不满，这次白起即将到手的战功又被范雎搞掉，想必白起很愤怒。从此，两人的矛盾日益尖锐。
秦国约定的退兵条件是：割韩垣雍、赵六城。但是，秦国退兵后，只是韩国献出垣雍，赵国则不愿意割六城，还联合齐等国以抗秦。为此，秦王又要派白起率兵伐赵，但白起一方面因为对范雎不满，另一方面认为伐赵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赵军有备而守，同仇敌忾，且赵四处活动，结亲魏、燕，连好齐、楚，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白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昭襄王主意已定，根本不听白起的劝告，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王陵军进攻邯郸受挫，将卒多有伤亡。这时，秦昭襄王又想起了白起。可白起一则由于负气，二则看到这次贸然进攻取胜无望，索性称病不起。昭襄王令白起代替王陵，白起托病不肯，而前线节节失利，昭襄王心急如焚，便令范雎亲自劝说白起。白起虽然很反感范雎，除托病不就以外，还是以大局为重，客观分析了此次伐赵绝无得胜可能的原因。范雎早就准备用自己的私党郑安平代替白起，所以范雎没有按白起的分析失败原因，劝说昭襄王退兵，反而曲意以激怒昭襄王。昭襄王在范雎的煽动下，大发雷霆，表示没有你白起，我照样能灭赵，立即派王龁代替王陵，并增加军队，继续进攻邯郸。可事与愿违，赵国防御极强，各国援兵陆续而至，王龁在邯郸胶着八九个月之久，毫无进展，兵卒死伤甚多。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意孤行的昭襄王又亲自到白起府邸，强令白起出山。昭襄王甚至说：“君虽病，强为寡人卧而将之”话说到这个份上，白起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和盘端出，他说：“愿大王览臣计，释赵养民，以诸侯之变。抚其恐惧，伐其骄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赵为先乎？”但是昭襄王根本听不进去，以为白起傲慢故意看他笑话，当即削去武安君之爵位，贬为士伍，并迁之阴密。由于有病，白起当时未离咸阳，过了三个月，秦军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昭襄王更是迁怒于白起，命他立即起行，不准留在咸阳。白起只得带病起程，范雎和其同党又对昭襄王说，白起心中不满，其意怏怏。昭襄王令使者立即追赶白起，在咸阳西十里之杜邮将白起赶上，使者按照昭襄王吩咐令其自杀。白起乃引剑自刭而死。卫先生和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同死。范雎作为纵横家，在昭襄王与白起之间挑拨离间，最终导致一代名将自杀身亡，这对秦国是一大损失。
后来，赵与魏结为同盟，魏王曾应赵王之请，派大将晋鄙率十万大军救赵，但在秦国的恐吓下，魏王又下令晋鄙停止进发。后来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魏无忌窃符救赵，魏无忌挑选八万精兵，去解邯郸之围。平原君赵胜又带领宾客出使楚国，晓以利害，使楚国派大将景阴率领救赵大军赶往邯郸。韩国则趁机向秦国进攻，“救赵新中”多数国家站在赵国一方，并有实际行动，这使得秦赵战争形势开始有利于赵国。
秦军主力在王龁、郑安平率领下进攻邯郸，并以将军张唐为偏师攻魏，攻魏军队取得一些胜利，这使邯郸城内更加紧张。楚、魏援军尚未赶到，邯郸城“民困兵尽”，“炊骨易子而食”本来就不想救赵的魏王，又派人前来劝降，让赵王尊秦为帝，以使秦国撤兵。但魏王的投降论调受到了鲁仲连的痛斥，赵国军民也不愿向秦国低头，为鼓舞士气，平原君赵胜将家财散给士卒，令夫人以下编入军队，表示共赴国难。由此，征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大大加强了赵军的战斗力。
赵国邯郸城内军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魏、楚援军的赶到，才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会战。公元前257年，秦、赵、魏、楚在邯郸城下鏖战，赵军在内，军民同仇敌忾，奋勇冲杀，魏、楚援军在外，猛烈攻击秦军，在内外夹击之下，秦军大败，主将王龁败逃，郑安平所率两万秦军被围得水泄不通，只得投降赵国，后来被赵封为武阳君，二年后死于赵。
公元前256年，秦又继续向韩进攻，取阳城。这时秦国驻守河东的是王稽。范雎入秦时，曾依靠王稽进见昭襄王，故范雎举任王稽为河东守，但王稽却与诸侯国私通，出卖秦国，因此，在邯郸大败不久，秦国在河东也遭到魏、楚联军的打击，以致于河东和太原郡皆从此失守。
3、范雎保举郑安平和王稽，是报私恩废公义。
燕昭王和乐毅组织的五国伐齐，使齐国几近灭亡，但田单复国后，齐国又重新崛起。曾参加五国伐齐的魏国，看到齐国复兴，惧怕齐国对其报复，就想与齐国重归于好。于是，魏昭王决定派须贾出使齐国，范雎作为随从也一同前往。然而，齐王根本不答应原谅魏国，须贾、范雎受到冷遇，在齐国逗留了几个月后回到魏国。虽然如此，但范雎的辩才给齐襄王留下了深刻印象，齐襄王还专门派人向范雎致敬，给范雎送去了丰厚的礼物，包括十斤黄金和牛肉美酒之类。范雎深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敢接受，一再推辞。须贾知道后，大为光火，主人不受待见，下属却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这不是让自己难堪吗？他认为范雎一定吃里扒外，所以才得到如此丰厚的馈赠，就令范雎只能收下牛肉美酒之类的美食，黄金必须坚决退归去。
须贾出于嫉妒和没有完成外交使命的诿过心理，就向魏国的相国魏齐汇报说，范雎吃里扒外、捞取好处，以假借相国之手惩治范雎。魏齐是个不辨是非的纨绔子弟，听后勃然大怒，为以儆效尤，他安排了盛大的酒宴，就在宴会上令人对范雎严刑拷打。范雎被拷打得肋折齿落，体无完肤，又用席裹弃于茅厕，让宾客往上撒尿。范雎装死，被抛于郊外。返家后即托好友郑安平将自己藏匿，化名张禄，并让家人举丧，使魏齐深信自己已死不疑。半年后，秦昭王派使臣王稽访魏。郑安平设法让范雎暗同王稽会面。经交谈，王稽发现范雎是难得之才，决定带范雎和郑安平入秦。到了秦国经王稽从中牵线搭桥，为其美言，范雎得以与昭襄王面谈，受到昭襄王赏识，后来拜范雎为相。因为郑安平和王稽对范雎有恩，范雎寻机报答他们。
但是，郑安平降赵后二年，范雎保举的河东守王稽又里通外国，昭襄王大怒，范雎恐，惧诛，乃谢病请归相印，荐蔡泽于王。秦王以蔡泽为相，号刚成君。同年范雎卒。至此，似乎范雎病死无异议。
4、范雎被处死。云梦秦简出土后，出现了“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的记载，人们有理由认为范雎与王稽是被处死的。
按照秦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郑安平率部投降，王稽私通外敌，都是死罪，保举之人也是死罪。昭襄王不会再容忍范雎，否则他怎么强化法治、打造虎狼之师？怎么向国人交代？作为一国之君，还怎么治国理政、取信于民？还怎么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所以，王稽弃市，范雎必不得善终。
对此，《战国策》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秦攻邯郸，十七月不下。王稽为河东守，不礼于军吏。秦人庄谓王稽曰：“君何不赐军吏乎？”王稽曰：“吾与王也，不用人言。”庄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曰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闾妪曰：某夕孺子内某士，贵妻已去，爱妾已卖，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虽幸于王，不过父子亲，军吏虽贱，不卑于守闾妪。且君擅主轻下日久矣。闻三人成虎，十夫揉椎；众口所移，无翼而飞。故曰：不如赐军吏而礼之。”王稽不听。军吏穷，果恶王稽杜挚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诛雎。雎曰：“臣，东鄙之贱人也。开罪于楚魏，遁逃来奔。臣无诸侯之援，亲习之故，王举臣于羁旅之中，使职事。天下皆闻臣之身与王之举也。今愚惑与罪人同心，而明诛之，是王过举显于天下而为诸侯所议也，臣愿请药赐死，而恩以相礼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无过举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杀而善遇之。
范雎不愧是纵横家，善言而易动人心。秦王本来想将王稽、范雎一起弃市，只是觉得范雎所言有道理，才没有进行“明诛”，而是暗中“请药赐死”而表面则“以礼葬之”的办法，执行国法。有之，有道理，即范雎说的话有道理。善遇之，妥善优容处理，即暗中赐死，表面礼葬，此举保全了范雎和昭襄王的英名。
人们不禁发问：太史公写范雎之死为何用曲笔？我的理解是，太史公喜欢写困厄造英雄的故事，乐于塑造身残志坚的形象，寄托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和理想，以及生死观、价值观。比如写张仪、苏秦两大策士纵横天下，是也。
《史记》说张仪和苏秦是同学，跟鬼谷子一起学过纵横术。苏秦主张诸国联合以抗强秦，合众弱以攻一强，即合纵；张仪则主张强国拉拢一些弱国进攻另一些弱国，事一强以攻众弱，即连横。由此，两大策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纵横捭阖，各显神通，玩弄列国诸侯于股掌之间，并在博弈中平步青云，致位富贵，使天下人争相羡慕效仿。
其实，张仪比苏秦早死25年之久，两者并无交集。
司马迁也知道自己笔下的苏秦并不真实，但为什么还要如此行事？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勿令独蒙恶声焉。司马迁因为苏秦成长不容易，有过人之处，不想让他再蒙受嘲讽谩骂的坏名声，故成《苏秦列传》。韩兆琦教授主编的《史记笺证》认为，司马迁所写的《苏秦列传》尽管不能当作信史看待，但这篇传记是司马迁的社会理想与其价值观、审美观的集中体现。苏秦的故事实际上寄托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和生死观、价值观。
这是一个困厄造英雄的故事，与范雎病退一样，带有个人的价值偏好和主观色彩。秦攻打邯郸失败，河东和太原郡失守，与范雎任用私党有很大关系。郑安平、王稽都是范雎保任，郑安平为将军，王稽为河东守。按照秦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王稽私通外敌，郑安平率部投降，都是死罪。因此，在公元前255年，范雎就同王稽一起被处以死刑。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感情用事的地方。范雎被拷打得肋折齿落，体无完肤，又用席裹弃于茅厕，其不幸遭遇与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同样不堪，司马迁乐于塑造身残志坚的形象。看罢“困厄造英雄”的故事，你会更认为范雎是被处死的，况且出土的睡虎地简已证实：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