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我们的社会拉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最受欢迎的绝对不会是什么明星艺人，而是学者。如今明星的一两句话便能在社会上引发一场大的讨论，可在曾经的中国，只有学者说的话才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其中的原因很现实，就是因为那时的中国需要变革，需要救亡图存。而西方的理论无疑是最有市场的，当时的许多大家，基本都有留洋经历，比如说民国大师胡适、“万世师表”陶行知、中国现代哲学奠基人冯友兰、北大教授蒋梦麟等人，而一大批民国大师的师傅，都指向了一个人——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
其实仅仅去称呼杜威哲学家不太严谨，因为他的学术思想涉及科学、艺术、经济、教育、历史等，几乎是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奠基人。在当时，杜威被称为美国三大哲学家之一，而蔡元培则给他起了个应景的外号：中国的孔子。
在杜威生前，曾经是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候还开辟了风靡一时的芝加哥社会学派，这个学派对后来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说提出的象征性互动理论，就认为人之所以形成群体，构成社会，都来自于相互之间通过符号进行的互动过程。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收了几个中国学生，其中包括胡适、蒋梦麟、陶行知。而且在1946年陶行知因为工作劳累去世时，远在美国的杜威联合教育界举行了陶行知追悼会，杜威任名誉主席，他曾这样称赞陶行知：“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蒋梦麟则是后来北京大学的校长，抗战时期与梅贻琦、张伯苓共同主持具有“学府北辰”之称的西南联合大学。胡适则更不用详述，上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都清楚胡适的贡献。而就是这三个人，使得杜威访华有了可能。
1919年1月，杜威与夫人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收到学生的邀请，来日本访学，作为一名誉满全球的学者，杜威一踏进日本就受到各种礼遇，除了进行演讲，就是与各界名流进行交流访谈。
在此期间，日本天皇接见了杜威，并准备授予杜威一枚勋章，但是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的杜威拒绝了，他发现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太盛，并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
而且在此之前，胡适、陶行知也东奔西忙，积极为杜威进行宣传，胡适为了宣传杜威的“实证主义”，提出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著名论断。
当胡适、陶行知、蒋梦麟从上海码头接到远道而来的杜威时，师徒几人似乎一下回到了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时代。
杜威与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史量才杜威来华之后，蔡元培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软磨硬泡，硬是让他同意让杜威请假两年在中国久居。在此期间，他也会见了很多政要，比如说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的林长民。杜威回忆，当时接待他的是林长民年仅14岁的女儿林徽因，对她的印象是“她在当地的一所英语学校接受教育，说着漂亮的英语，此外还是一个有天赋、有趣的女孩。”之后又会见了孙中山，而和孙中山这次会面，杜威毫不客气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国民的弊端，他说：“中国人说起话来要比他们做起事来更为得心应手。”孙中山也只能尴尬的笑笑，用了“知易行难”这个中国古话做了回应。一方面侧面肯定了杜威的这一论断，另一方面也道出了改造的困难环境。
杜威在自己的家书中写道：“这个国家的座右铭包括‘谁知道呢’、‘就这样吧’。”在杜威看来，国人们多喜欢发表意见而不愿意去踏踏实实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道理知道的很多，可就是不想撸起袖子干。”不过很快，杜威纠正了自己的这一思想，因为在这时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他看来，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觉醒。
虽然杜威是美国学者，但是他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却毫不含糊。在他看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家长式”的，而这种政策只会使国际形势变得更糟，而且对于美国自身和远东关系都没有好处。
杜威尤其反对美国干预他国内政，他说：“国家应彼此互不干涉，而且给每个国家一个处理自己事务的机会。”所以杜威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改革，而前提就是美国应停止干预中国事务，只有这样才能能够使一个国家健康成长。
在中国的日子里，杜威吃胖了，所以每天不得不起床爬山锻炼。而就在这时，哥伦比亚大学催促杜威回国。杜威对学生说，他已经将所有的通识课程全部讲完了，剩下的普及就是你们要做的事了。
在临走之前，胡适、陶行知等人在今雨轩为杜威夫妇践行，二人回忆起两年中国时光，颇有感触。杜威说：“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杜威的妻子也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质的变化，并对中国做出了一番评价：“美国人从前总以中国为一大块黑暗的地方，五六十岁的人都作如此想，我从前也不敢前来，但是来了以后，觉得不然。暗室当中已经有了电灯，墙上挂着的许多美术品都因而看见了。”之后，杜威夫妇在青岛乘坐“西京丸”号邮轮返回国内，在他们的行李箱中装载着中国丝绸等纪念品。1952年6月1日，93岁的杜威在美国纽约去世。后来杜威的女儿回忆起父亲说：“他这辈子除了美国，最爱的国家就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