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后，主要难题便是如何处理他与众兄弟以及宗室的关系，其中最棘手的当属胤禩集团。雍正与胤禩之间的矛盾，有一个发展过程：做皇子时为一般矛盾，即位后开始加剧，到为强化手中皇权时变得激化，乃至不能共存。因此，雍正对胤禩等人的斗争，也发生了由拉拢到惩处，直至最后剪除的变化。
雍正即位之初，就委胤禩以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重任，随即晋升他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元年又命他办理工部事务，希望他痛改前非，解散其党。
而对于胤禟、胤?胤禵这三位胤禩集团的骨干，雍正则采取了分散其力，各个击破的原则。这三个人中，实力最强的是胤禵。康熙帝死后，他身为抚远大将军，统领重兵镇守西宁，当时即使胤禵在西宁奉公守法，按兵不动，在雍正看来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因此，雍正帝在颁发委任四总理事务王大臣上谕的同时，又下达了一条命胤禵来京奔丧的上谕：雍正此举可谓是万全之策，无论是胤禵还是其他大臣，对此都挑不出任何指责的理由。胤禵回京后，雍正一道上谕，命他在遵化汤泉待命，实则将他软禁起来。
胤禟是胤禩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他不仅在胤禩后面亦步亦趋，而且还为胤禩和其他同党提供丰厚的经济援助。这就成为雍正的一块心病。因此，他也不宜留在京中。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发出上谕：“大将军至京，其往复尚在未定，西宁不可无人驻扎，令九贝子前往。”《永宪录》。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雍正的调虎离山之计。表面上对胤禟很为重用，实际上在年羹尧已握重兵的情况下，胤禟前往西宁无异于流放。
对于胤?雍正也想出了发落的办法。康熙死后，年近九十的喀尔喀蒙古大喇嘛胡图克图到京拜谒梓宫，由于路远天寒，结果未待返蒙，便在京圆寂。理藩院上疏请派大臣护送胡图克图回蒙。雍正正为如何发落胤?盘算，胡图克图之死恰好为他提供了良机。
雍正收到理藩院的奏疏后，立即命令胤?随护送胡图克图灵柩的大臣前往喀尔喀，胤?尽管十分不情愿，无奈是圣命，也只好听从。
胤禩因其才干突出与党羽众多，在康熙时期就没有雍正放在眼里。雍正即位后，和胤禩等人的关系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刚愎自用的胤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并不把雍正采取的一系列警告措施当做圣谕来恪守，反而想方设法进行捣乱。
胤禩被封亲王后，很多人登门贺喜，其福晋乌雅氏对贺者大发牢骚：“有何喜可贺？恐不能保此首领耳。”粗俗愚蠢的胤禟在这一点上与胤禩一样，也没有真正意识到此时的雍正已不是昔日的四哥，而是万民之主了。在雍正命他前往西宁驻守时，他竟敢拖延不去，一会提出等过了皇父的百日，一会儿又说要等胤禵从景陵回来，屡次推诿，耽延时日。
这些明目张胆的抗旨行为，自然加深了雍正与胤禩等人之间已有的裂痕。君臣之间的这场斗争并不完全局限于紫禁城中。胤禩等人结党营私二十多年，除赢得一些朝臣的支持外，在社会上也有有一定的影响。
雍正即位对胤禩的社会基础是一种打击，他们在寻找时机兴风作浪。在雍正对胤禩等人采取了拉拢、离散、打击等措施后，社会上竟然出现了“凌逼弟辈”、“报复旧怨”等流言，又有雍正“每日早理事，日中即醉饮”、“日中酒醒，日暮方理事情”的说法。
胤禩在雍正初年身居要位，连兼数职。他利用手中的职权，寻衅刁难，设置障碍，故意与雍正相悖。在任总理事务王大臣时，“诸凡事务不实心办理，有意搪塞。且每遇奏事，并不身到，亦不亲加检点，苟且草率，付之他人”
任理藩院尚书时，以浪费口粮为借口，下令阻止蒙古王公进京谒见康熙梓宫，使外藩诸王“涕泣而归，怨声载道”主持工部时，为节省开销，缩减运送康熙梓宫的夫役人数，同时改在陵寝当地采办建陵红土，以致舆论认为雍正“轻陵工而重财物”
胤禟、胤?胤禵三人，心计都没有胤禩那样多。他们对抗雍正的活动是毫不掩饰的。胤禟向雍正帝后进请安折时，仍自称为“弟”而非“臣弟”，遣送西宁后，以为天高皇帝远，越发肆无忌惮，明确表示自己与新君势不两立。
皇太后死后，雍正曾向胤禵施以小惠，晋升他为郡王。但多年形成的利害冲突，在兄弟关系变为君臣关系后，则根本无法调和。因此当胤禵福晋病故，雍正派人向他表示恩恤之意，他却以“我今已到尽头，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的偏颇言辞，表示了自己对雍正对抗到底的决心。
胤?虽是其中势力最小的一个，但他也要寻找机会与雍正对抗。他奉命送胡图克图灵柩回喀尔喀，才出张家口就托病不前，后来又假借有旨令其进口，竟私自在张家口居住。他与胤禟等人密信往来，在信中连写“雍正新君”等字样，发泄对雍正的愤懑之情。
凡此种种，都大大激怒了雍正帝，从两年多的实践中，他看出了胤禩等人不到黄河不死心，明白他们与自己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不能再容忍胤禩等人这种藐视皇权的行径了。
不久，雍正又开始处置胤禵。雍正二年七月，他下令将胤禵及其家眷软禁景陵。如此兴师动众的严惩反对势力，是雍正即位两年后第一次。为消除朝臣的疑虑，避免社会舆论对自己不利，雍正改攻为守，再次向朝臣阐述自己的看法。他以大臣中结党的例证，说明朝中朋党之盛：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雍正不断下达上谕，斥责胤禩及其同党。雍正四年正月初二日，紫禁城中刚刚举行了朝贺大典，雍正在乾清宫赐宴群臣，含蓄地表明，党援朋比之习，在朝中仍旧很盛。他要以大臣为开端，移风易俗。
初五日，雍正召见群臣，历数胤禩等人罪行，宣布将胤禩、胤禟交宗人府除名。胤禩的福晋乌雅氏，在康熙时期就怂恿胤禩谋取储位，雍正初年又口出狂言，公然藐视皇权。胤禩受惩后，乌雅氏也随之被革去了福晋身份，逐回外家。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容，雍正暂赐胤禩一个“民王”头衔。
此时，雍正已经下定了处死胤禩的决心。但他还不好立即动手。因为他与胤禩之间的矛盾，在朝野看来，不过是那场储位之争的延续。“凌逼诸弟”之说的出现就是这种看法的反映。因此，处死胤禩的责任雍正不能承担。
雍正四年二月，一群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联名上疏，请将胤禩正法。这本来正合雍正心意，但他为了开脱自己，仍要虚伪地质问大臣：“胤禩乃皇考之子，太祖太宗之孙，朕之弟也。今日之举，我列祖皇考在天之灵实昭察于上。倘胤禩不宜正法，而尔等妄自陈奏，以残害列祖皇考之子孙，而陷朕于不义。尔等之罪，尚可追乎？”大臣们当然受不了陷皇帝于不义的罪名，他们纷纷表示说胤禩“悖论乱政，罪状多端，按之国法，应当典刑。”这样处死胤禩的责任就落在了群臣肩上，雍正则可以放开手脚处理自己的政敌了。
雍正四年二月，雍正下令将胤禩革去“民王”王爵，交宗人府监禁于高墙之内；三月，又下令将胤禩的名字改为“阿其拉”，其子弘旺改为“菩萨保”，以污辱他们的人格，尽泄三年来存于心中的怒气。四月，雍正下令将胤禟押解回京论罪，并将其改名为“塞思黑”
雍正四年五月，雍正命将胤禵解回京城，与其子一同关押于景山寿皇殿附近，让他守着殿中供奉的康熙帝后圣容，“追思教育之恩，宽以岁月，待其悔改”接着，又下令将早已发遣的胤禩死党鄂伦岱、阿尔松阿就地正法，并将已死苏努和七十等人“戮尸扬灰”
至此，诸多政敌绝大部分已都处理完毕，仅胤禩、胤禟、胤禵没给最后结论，六月，雍正下令给胤禩等议罪，大臣们拟定胤禩获罪四十款，胤禟获罪二十八款，胤禵获罪十四款，请求皇帝批准，将其三人正法。
雍正虽然肯定“参劾之条，事事皆系实迹”，但因怕自己身后遭人唾骂，仍下不了公开处死三人的决心。他反复强调自己的“万难之苦衷”，最后下令胤禩仍监禁原地，胤禟解往保定关押，胤禵尚非首恶，继续拘禁悔过。
胤禩、胤禟为朝廷重犯，在监禁中备受折磨。负责关押胤禟的直隶巡抚李绂在给雍正的奏折中，说现在给予塞思黑饮食与牢狱重犯丝毫无异，“铁索在身，手足拘挛，墙高房小，高暑气酷，昨日已报中热晕死，大约难以久存。”果然，八月下旬，胤禟死于狱中，距给他定罪时间不过两个多月。胤禟的死，意味着胤禩也不久于人世了。不到半个月，即九月初十日，胤禩病死禁所。
胤禩、胤禟相继死去，使长期与雍正为帝的胤禩集团彻底瓦解。至于胤禵、胤?二人，雍正认为尽管卑劣，但尚非首恶，可免一死，仍继续监禁。自康熙四十七年开始的这场储位之争，到此基本结束。只是四年后，雍正又对皇三子胤祉搞了一些小动作，将胤祉革爵监禁，这显然不属于这场斗争的范围，而是雍正心胸狭隘、不能容人的一种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