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逝世于上世纪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离现在已经五十七年了。
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3902页载：“据魏火曜表示：先生久患心肌阻塞症，因兴奋过度，心肌阻塞导致心室震颤；心脏失去了输送血液的功能，心跳越来越微弱，终告不治。”这是心脏病医师当时分析的生理原因。
前年，我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买到新出的《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是胡适同时代人所记载的中研院的内外事务。我通读了这部六十万字的残稿，觉得可以窥探出作为院长的胡适当年的处境和心情，以及其处境和心情对他健康的影响。
以下引日记残稿：1961.1.29日，星期日东亚学术委员会继续开会，商下年度研究计划补助费分配，实际由主任委员李济之决定，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几占去十之六、七，近史所仅提出一中国之西方认识编撰计划，分得美金一千五百元。杨时逢之申请，在李济之坚持之下被否决。以李不满于赵元任夫人，杨为赵夫人之姪。同时杨之计划亦有其不切实处。
1.30，星期一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胡适之先生宣布准全汉昇辞代理总干事，并通过植物、动物、数学三研究所新聘人员。午在胡先生处用饭，胡先生于言谈间于李济之颇有微词。
7.8日，星期六上午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默察各所负责人态度，大都缺乏祥和之气，对人说话语多讽刺，目空一切，而以李济、李先闻为尤甚。读书人气量褊狭，自以为是，不留余地，殊非良好现象。
7.11，星期二胡适之先生病复发，昨夜颇严重。闻八日研究院会议，李济于院务抨击颇烈，与胡先生曾有争辩，午餐亦不与胡先生同席。事在余去会场之后。
程按：代理总干事全汉昇已辞，最理想的总干事杨树人又不肯就职，只答应暂时帮忙，故总办事处的工作一直没上轨道，一个带病的院长如何料理得了？
8.1日，星期二访适之先生，请早日物色近史所负责人，以此事久已感到烦心，加之体力不佳，求去之心亦殷。惟适之先生仍不吐口。
10.21日，星期六下午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再行商讨预算分配办法。年来研究院行政紊乱，内外人言啧啧。
2.2，星期五上午拟史事日记说明。下午拟定咨询会开会，姚从吾借口杨树人不到，改为谈话会，遂大放厥词，对近史所大事抨击，而于上次通过之研究计划抨击尤烈，并责余不应将所外人办法告王德昭，致使吴相湘不满，余忍无可忍，略事驳辩。此公亦似有意为难，毫不顾及自己身份与他人地位，殊为狂妄。寻谈补助所外人事，渠一惟计较钱数分配，刘寿民一再驳斥之。
2.8日，星期四研究院总办事处为近史所每月所给补助费较史语所为少，表示不受，殊可笑。自福特补助计划实现以来，内外纷争，唯利是尚。
程按：史语所建立于一九二八年，是研究院第一大所，人员、经费、规模，远非建立于一九五五年的新所近代史所可比，可见此时尚无总干事主持的总办事处之闇昧无理。
2.24日，星期六作为当年目睹现场状况的郭量宇氏，这一段记述颇为详细具体，显然是李济的一段话引起胡适“心情激动”，竟至不治！这一点应是主因。
除此之外，按照我对胡适晚年生活的综合考察，我愿意作如下基本判断：一九六〇年七月，胡适率领三十六人的代表团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返回之后，他的健康状况，已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在一九六〇年年底或一九六一年年初，即应退休；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一职，仍可继续担任，因为这个委员会没有多少日常事务。
程巢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