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我们愿意用“明君”或者“昏君”来评判古代皇帝一生的工作表现。但有些人却很难界定，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只能用“虎头蛇尾”来形容。
其中的皇帝代表就是唐玄宗，即位之初非常勤政，之后便懒政怠政，间接引发了唐朝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
不过我们下面要说的皇帝就比较特殊了，要不是看在占卜的面子上，他连装都不肯装。这个人便是晋朝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
司马家成为皇帝是大势所趋，这与当年曹家代汉的路数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曹操将汉政权从东汉末年的一地鸡毛中拾起，又收拾干净装饰了一番。实力上拥有绝对优势，无奈舆论上差了一些。
司马家则是舆论氛围上相对要强势，但国内遍布曹魏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从司马懿时代，对不服从自己的人就采取了残忍的屠戮政策。
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不能提倡。血腥打击政策下，让老百姓对司马家族多多少少有些心理障碍。再加上东吴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制造麻烦，让晋武帝司马炎对新生的政权忧心忡忡。
他登基的第一天就进行了“探策”，也就是找个国师抽签占卜国运。这种事情本来应该是秘密进行的，但皇帝为了给大家树立信心，选择向大众现场直播。
他问国师：“我大晋可以传几代？”随着签筒的一阵晃动，标着“一”的占卜签掉落到了地上。
大晋朝只能传一代！
大殿之上鸦雀无声，皇帝气得脸色惨白，群臣吓得不敢发声。只有裴楷信心满满地站出来说：“一是天下中心，恭祝我主得四方臣服。”裴楷这句话可不是瞎说的，他引用了王弼的《老子注》。这本书是王弼穷尽一生研究老子著作的读书笔记，这本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从探索宇宙得到哲理向研究物质本体转变，是魏晋玄学的开篇，在当时非常有市场。
晋武帝司马炎十分感谢裴楷的救场，但归根结底还是认为“一”字不是很吉利。为了国家发展，他决定集思广益、广开言路。
朝廷先是仿照“举孝廉”制度，向全国征选“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但不知道是准备不充足还是制度不完善，前两批的效果不佳。“不佳”到史书对这些人的人名都懒得提起。
与刘伶等人相比，郤诜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中国有个成语是与其相关的，这个成语叫蟾宫折桂。他出身于官宦家庭，见识从小便远超同龄人。
皇帝当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自然灾害、治国理政和道德教化。
晋朝成立的前7年，年年闹灾。干旱、洪水、地震……换着班的接力。异象频频在古代不是好事，这也是晋朝在初期没有得到民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司马炎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救灾，如何让灾害不再发生。说实话，到现在也没有哪个人有能力回答如何制止灾害，更何况是一千多年前的晋朝了。
郤诜选择实事求是，他直言：灾害是无法制止的，但官府有能力救灾。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同时适当对受灾地区进行减免赋税的政策，免除他们的兵役与徭役，那么灾难来临我们也不怕。
治国理念其实是司马家最大的软肋。经历了东汉末年的混乱与曹魏政权的动荡，一路幸存下来的司马家族很难将“仁义道德”作为立身之本。
那么治理国家是不是也要杀伐果断呢？郤诜认为要施行“王道”不要“霸道”，这才让司马炎树立重儒尊孔、兴建学校、完善礼制的决心。
最后就是道德教化，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作为老百姓的行事准则。
郤诜一针见血地提出：教化不兴并不是百姓的错，而是官员的错。正是因为官员道德素质不高，才不能给百姓起到带头作用，他主张通过“推举贤人”为官。
我们从现代的角度看来，郤诜的说法都是脚不沾地的空话，口号谁都会说。但司马炎制定了《晋礼》和《泰始历》、用三省制替代三公九卿制……由此可以看出，这是晋武帝在听取大家意见之后对制度进行的修改设计。他将郤诜的建议列为高第不是没有道理的。
正是因为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让晋朝政权在短时间内稳住了天下。
严格来说，西晋真的只传了一代。司马炎的太子登基后，西晋马上陷入了动荡，并在不久后灭亡。后来的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司马炎的侄子。
有人说，这是司马炎选了个做太子。因为这位叫司马衷的太子曾经在大灾之年留下了“何不食肉糜”的名言。
但西晋的灭亡真的是司马衷的责任吗？在很多人看来，更像是开国皇帝的过错。看到天下逐渐稳定之后，司马炎便开始刻意回避问题，郤诜敏锐地意识到了皇上的思想变化，但几次谏言都被无视掉。
尤其是东吴灭亡后，认为自己创下不朽功业的晋武帝开始躺在功劳簿上享清福，开始懒政怠政，对别人的意见都爱答不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清除的隐患逐渐泛滥成灾，并最后在司马衷的任期内集中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