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储朝晖演讲地点：北京育英学校名家讲堂演讲时间：二○二一年九月今年的10月18日，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30周年诞辰。
“止于人民幸福”办教育教育大道是什么？陶行知将先秦时期《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改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将“明德”改为“民德”，意味着“德”的主体是人民，即反对用少数人确定的“明德”束缚、绑架大多数的人民；“亲民”曾被朱熹注解为“新民”并广为传播、接受，陶行知认为，无论人的学问多高都应该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尤其反对以居高临下姿态去改造、救助老百姓，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做自己的主人；更有价值的是，他将忽视人又显得抽象的“止于至善”改为“止于人民之幸福”，明确将人民作为教育的主体和目的，将追求幸福生活作为教育的目标。
这样的改变并不简单是词语的改变，而是陶行知认识到当时旧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实际是“吃人的教育”，它不只教人通过追求做人上人的路径去“吃别人”，还教人经由损害身体和独立思考意识与能力的方式“吃自己”，这样是不可能创造人民幸福的，因此，陶行知在批判旧教育的基础上提倡新教育，建立教人创造幸福的生活教育理论。
黄梅戏《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在安徽歙县影剧院首演。新华社发陶行知明确说，生活教育是要“遂民之情、达民之欲”，一切所教所学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他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29年春，在晓庄学校的一次寅会上，陶行知征求三个自告奋勇的同志去淮安办新安小学，每月只拿八元钱伙食费，没有薪水，当场有李友梅、吴辅仁、蓝九盛三人自告奋勇报名。会后，陶行知召集他们提出三点希望：一是你们是到那里去创造，不是到那里去享受，你们是去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三人要和衷共济，凡事都以农人和儿童的利益为前提。二是要在教育上革命，进而办一种革命的教育。你们如果到那里去仍然办一种传统的学校，那就不必多此一举，而晓庄也就不必需要这种远征的军力。你们要……到那里去做一种新教育的试验。三是到那里去是为了那里的农人和儿童办学校，这个学校办起来，马上就是那里的全体农人和儿童的共有物，不要把他们看成是你们三人或者此外的任何一个人的私有品。
陶行知依据生活教育理论，从教育现代化的视角对应试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将人们带入小胡同提出严厉批评，陶行知反对“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掉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的赶考，主张发起“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要“止于大众之幸福”，就必须解放老百姓的创造力，解放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人的双手、双眼、嘴、头脑、空间和时间。
“止于人民幸福”，把教育办成人民通向幸福的通道，教育才能从小胡同走上宽广大道，教育的思想才能更加丰富，理论才能更加深厚，观念才能更加开放，才能深入认识并尊重人的成长规律，并据此改进管理与评价，学校、家长才能从被堵的同一条胡同里走出来，教育教学的内容、方式方法才能灵活多样，学生才有条件成为真实的学习主人。
教育就是教人做人、创造理想社会陶行知所阐述的做人，不同于两千年来我国古代传统儒家思想仅仅从道德维度讲做人，而是要培养同时有良好私德与公德和生活力的人。生活力是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包含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它们由基础到高层逐级相互支撑与牵引着形成培养健全人的目标体系。改造社会的精神是培养目标的最高层，与建设理想社会相衔接，有了自觉自主的改造社会的精神，就能通过选择将自身的优势潜能与社会的需求形成良好的相互满足，激发个体瞄准社会问题最大限度发展、发挥自己。
陶行知对做人的标准先后提出做主人、真人、人中人、抬头乐干的人、自立立人的人、有献身和创造精神的人，追求高尚完美的人格。通过行以求知知更行，在川流不息的现代化社会中追求真理做真人。他对所要创造的理想社会描述为：民主、科学、富裕、平等互助、爱满天下的社会。
教人做人创造理想社会，不同于就教育论教育、就社会论社会、就个人论个人，它跨越了长期的个体与群体本位之争，而是同时重视教育的个体发展与社会改造功能，同时重视学校与社会的教育功能发挥，把个体的成长、教育发展、社会改造当成一件事来做，实现做好人和创造理想社会的共同目标。
做手脑相长的人中人陶行知主张人是自然和社会的本体，要教育并确保每个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做主人就要明白役物不为物所役，要学会发明工具、使用工具。书也是工具，他曾经写诗道：“用书如用刀，不快自须磨；光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由此我联想到，当下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原因之一就是成人社会中的孩子难以生成自己的主体性，缺乏自主意识和能力，分不清自己是目的还是工具，长时间过被动的生活而养成了被动型人格。解决这类问题，当然需要形而下的辅助措施，但更需要改变观念，在努力创造人人平等的社会的同时让越来越多的人确立做人中人的定位。教育孩子做人中人，在这样的做人准则和社会中办创造幸福的教育，创造自己的幸福，创造他人的幸福，创造自己和他人共享的幸福。
创造幸福需要心灵手巧、智仁勇合一的人，为了清晰表述在平等社会中培养创造幸福的人的特征，陶行知曾经创作《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为了广为传播，他又请赵元任作曲将其传唱开来。1932年，陶行知在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系的讲演中说：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教劳心者劳力，教劳力者劳心。这首歌揭示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分化在于手的分离与脑的发达；建立平等社会在于针对客观存在的脑力与体力分化问题，让一部分人“脑化手”，另一部分人要“手化脑”；培养孩子需要认识到手脑相长的原理，让孩子在丰富体验基础上获得亲知，才能更有效学习掌握好闻知，生成说知。
陶行知认为，实际生活是教育的指南，行动是思想的母亲，教育与生活的范畴相等，这样的教育就会有无限的自主动力而非被动压力。
职业教育要培养“生利人物”陶行知认为职业教育的首要问题是有“正当之主义”这也是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和创立后聚焦讨论的关键问题，有人提出，以职业教育解决当时众多人普遍存在的生计问题，把职业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定位为“生活主义”或者“衣食主义”陶行知认为，这样的“生活主义”失之于“太宽泛”，因为职业是生活的一部分，从属于生活。“衣食主义”又容易让人等同于“学赚钱”，助长“自私之念”陶行知认为生利既可以是“生有利之物”来“以物利群”，也可以是“生有利之事”来“以事利群”，所以把职业教育定位为“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以养成“生利人物”为主要目的。
陶行知主张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并未像儒家两千年来深怀忌讳地掉进自私自利陷阱，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