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生活的晚明时期，正是西方大规模向外扩张，科学进入快速发展的时代，而此时明代在科学领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在传统历算方面尤为明显。
在数学方面，这一时期的著作大多复述以前的工作，很少有所创新。宋元数学家使用的天元术，已很少有人理解，而增乘开方法、四元术等已无人知晓。
00会士利玛窦来华，可谓适逢其时。利玛窦来华之前在罗马学院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师从著名数学家丁先生，在科学方面有较高造诣。来华后，凭藉非凡的语言才能，很快掌握了汉语，采用适应策略，迎合儒家礼仪，博得了士大夫的好感，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定居北京。
作为明末00的三大柱石之一，早在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时就与利玛窦相识，1603年入教，次年赴北京参加科举考试，与利玛窦过从甚密，开始合作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徐光启对欧洲数学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之有也。旋取旧术而共读之，共讲之，大率与西术合者，靡弗与理合也。与西术谬者，靡弗与理谬也。”而对传统数学十分失望，认为“虽失十经，如弃敝屩矣”。
那么，在这样的优越感的背景下，要向传教士学习，要把西方的历法引入中国，无疑会引起士人的反弹，会充满阻力。作为先驱者，徐光启如何说服保守士人，采取何种策略，以推行历法改革？。
徐光启在解释为何要引入西方历法时，多援引前朝的例子，照搬洪武初年借用回回历的经验，作为明末改历的榜样，为崇祯改历制造舆论。
在崇祯二年七月十一日的礼部奏折中，徐光启提到明太祖朱元璋“尝命史臣吴伯宗与西域马沙亦黑翻译历法”。在同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他又强调“修历用人三事”，首先要使用李之藻这样的“中外臣僚”。其二，要用西法，再次提到朱元璋翻译回回历法之事。
明朝末年，由于社会危机四伏，满族在北方崛起，一些有识之士忧心时艰，主张经世致用之实学。而此时00会士藉欧洲科学来传播00义，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徐光启等人出于主实用、求富强之宗旨，试图借用西学达到拯救明朝之目的。徐光启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即提到历法修正十事、修历用人三事、急用仪象十事、度数旁通十事，在度数旁通十事中陈述数学是研究气象、水利、乐律、建筑、理财、机械、舆地、医药、计时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基础。熊三拔编写的《泰西水法》、邓玉函与王徵合著的《远西奇器图说》，以及崇祯年间汤若望翻译的《坤舆格致》《火攻挈要》等书，涉及水利、机械、矿冶、造炮等，均为了满足当时的实际需要。
但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如杨光先视徐光启为“名教罪人”，并说：“邪臣徐光启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乾嘉学者阮元对徐光启也有微词，在《畴人传》利玛窦传后论曰：“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而徐光启至谓利氏为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而敢耶。”到了晚清时，西学再次传入，徐光启在引进西学中的角色也被再次提及，保守派人士王仁俊提倡“西学源于中国说”，对徐光启也提出严厉批评：“自万历中利玛窦、熊三拔以西法入中国，其时徐光启不学无术，诧为绝诣，不知其衍中土之绪余。”。
